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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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8页）

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

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

“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

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

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

你有孩子吗？”

“四个。”

我说。

“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

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

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

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

“停。”

我被玩笑伤得不轻。

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没人能帮助你。

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

“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

“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

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

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

“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

布鲁克斯说。

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

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

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

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

“那些孩子之后呢？”

“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

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

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

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

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

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

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

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