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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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9页）

“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问。

“设法给他们话语权，”

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

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

“太多了。”

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

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

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

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

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

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

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

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

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

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

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

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

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

现在开始。”

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

的人拖着脚步走过。

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

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