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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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看看接站大伯，长相很善良，不像是坏人，就点点头。

“是不是从北方来的，到广州来办事的？”

大伯说。

我问，“旅馆在什么地方？多少钱一个晚上？”

“我们是白云区党校招待所，原来不对外的，现在改革开放了，招待所才对外营业，住的人也很少，在广州动物园边上，坐6路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区党校招待所，党校还是令人信任的，我决定跟着大伯去住宿。

大伯很热情，边走边告诉我，他们党校非常安全，住的人都是北方人，长住的多一点，吃饭有食堂等等。

我心里杂草一样乱，他说什么也没在意听。

自己最关心的是怎么和香港的那位叔叔取得联系。

“大伯，广州和香港能通电话吗？”

“能，当然能，”

接站大伯马上说，“在党校住下后，到农林下路的邮电局去，可以打国际长途的，不过话费很贵的。”

能打长途电话，我心里就有了点希望。

我当时太天真了，不懂香港人做生意手段和方法。

用东北人的实在劲儿去跟香港人打交道，看来是失败的。

根本还没有能力去识别商人的奸诈狡猾和商场上的风云变幻。

现在想起来，倒是觉得很可笑，也很正常。

可在当时，作为一个刚涉足商海，抱着满腔热血，一直做着美梦的我，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差点就没去自杀。

我跟随着接站大伯，坐了几站公共汽车就到动物园站，下车步行，沿着动物园边上往前面不到二百米，看到了白云区党校的白色牌子，大铁门紧紧地锁着，旁边有个小铁门开着，只能容下一个人出进，里边是个大院，三面都是楼房，可能一栋是招待所、食堂，一栋是学习的教室、礼堂、会议室和车库，另一栋可能是党校的宿舍楼。

进到院子，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大伯把我带进招待所，进了一楼，看到了服务台，大伯用广东话和服务台负责登记的讲什么，自己也不懂，讲完后他告诉我办理住宿手续，他就走了，可能又去接站去了。

那时住宿手续简单，没有身份证，只是在登记本上写上姓名、籍贯、到广州干什么、要住几天，交上押金就行了。

我想，自己还是包间房吧，身带两万多元钱，自己住一个屋安全些。

我问清了房价，交了两百元的押金，开了一套双人房，有卫生间、淋浴器，一天宿费是二十六元。

办理完手续，服务员送我坐电梯到了六楼，为我打开了六○八号房间，我看到房间也和宾馆差不多，有两张软床，一对单人沙发，茶几、写字台，还有墙壁柜，可以挂衣服，放包用，电视柜上面放着彩电，茶几上放着暖瓶，茶杯，烟灰缸。

还有一部电话，可以打广州市区之内的电话，真的又便宜又舒服，还清静，可自己无心来欣赏这些，服务员告诉我到哪儿打开水，食堂几点开饭，就离开了房间。

稍事休息一下，我拿着香港叔叔的名片，带着几百元钱下楼去了。

服务员告诉我门口有三轮车，坐到农林下路邮局给他两元钱就可以。

出了党校招待所的大门，按服务员所说的坐上一辆三轮车到了农林下路的邮局，付了车费，进邮局去打长途电话。

因为自己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问邮局营业员要打香港电话怎么办手续？

营业员告诉我先拿个单子，填好电话号码交上五十元钱押金，坐在凳子上等候，接通了电话后，广播会叫你的。

我按营业员告诉的拿了单子，填好香港电话号码，接电话人，和自己的名字，交了五十元押金，就坐在凳子上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要通了，广播叫到了我的名字，让我到2号电话厅去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