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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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怦怦跳着，跑到了二号电话厅，拿起了电话，一听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问我找他们老板什么事，我告诉她我是黑龙江过来的，找袁叔叔是为玉米的事，我已经联系好了，并且拿来了他要的手续、样品，让他马上来广州或定时间去深圳见面。

对方那位接电话的女人说：“对不起，小姐，我们老板不在家，他去了美国，早不做玉米生意了，已经改做其他生意了。”

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晴天霹雳，我拿电话的手都忘了放下，站在电话厅傻眼了。

“小姐，打完电话请出来……”

另一位等打电话的人催我。

我这才放下电话走出了电话厅，眼里流出了泪水，去结完账，不知道怎么走出的邮局，心里空****的不知该怎么办。

可内心总觉得憋着一口气，怎么也不能理解香港的袁叔叔怎么会是这种人，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百思不得其解。

愣在邮局门口半天，坐三轮车回到了白云区党校招待所。

由于旅途的劳累，和精神的崩溃，我回到房里，躺在**就再也没有气力起来了，病在了**。

浑身散架子一样无力，万念俱焚，真想一死了之。

一病就是两天没能出房间，也没吃上口饭，最后是服务员觉得奇怪，只看到我进房后，再没看我走出来。

服务员打开门，看到我面容憔悴，脸色暗黄，她吓得跑出房间，大声喊着：“来人哪，快来人哪，六○八房的旅客好像病的很重。”

招待所原来住的人就少，整个六楼也不过五六个人住宿，刚好又是中午，她这一喊大家都跑过来看我，问长问短地非常关心我。

“谢谢你们大家关心我。”

我睁开了眼睛，马上被泪水蒙住了视线，有气无力地说，“我可能不行了，真要死在广州了。”

这时有一位大姐过来，上前摸摸我的头也不发烧，对大家说：“她可能受到什么打击了，走，先送医院，给她输点糖，就没事了，我看她是心病。”

“不去医院，”

我摇摇头说，“我喝点水就会好的。”

我看到的是几双关怀自己生命的眼睛和真情，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了阳光一样，在一个人面临着死亡时看到了救星，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

我紧握住那位大姐的手，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

把积压在心中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了，趴在大姐身上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大家纷纷劝我，要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生命要紧，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哭过之后，心里也好受多了。

“这又是一位被骗者，看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

在场的一位男人说。

我听此言感到莫名其妙。

那位大姐边安慰我，边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晾凉后端着给我喝了几口，她又命令一位男人说：“老赵，去找点方便面煮煮，先让她吃点东西，再谈别的，这位小姐可能是又累又饿，又受到了打击，才倒下了，吃点东西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大姐，谢谢你。”

大姐的话，我心里非常感激，有气无力地说。

大姐很爽快，她马上介绍说：“我叫王芳，是新疆人，就是出葡萄干和哈密瓜那个地方的。

不过我本人是汉族人，老家是兰州的，你以后就叫我王大姐吧，有什么事想不开，一会儿吃完东西和大家说说，共同想办法。

不要怕，他们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