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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礼治的幻梦伦理史观（第5页）

为民族的精神支柱，把“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

的学问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刻不可掉以轻心，别的事再糊涂也无所谓。

无论是儒家、法家，都这样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把它强调为先验的、普遍的与绝对的，是完全不可悖逆的。

它既是理性的，又不离开感性。

取代了自然——历史哲学之后，伦理史观就这样把个体与类，将人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用血缘纽带构造了人的群体，强调了人对宗族与国家的义务。

群体取代了自然的历史作用，但这种宗法的集体主义，绝对不是强调所有人创造历史的权利，恰巧是抹杀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以群体之上的“圣人”

的意志来书写历史。

为何一部中国古代史，往往写成帝王将相史，这岂不从中窥到某些奥秘了么？

当然，在这种伦理史观的统治下，老百姓断无历史的主动精神，群体的意志绝大多数时间内只归于圣人的意志。

所以，自伦理史观而衍生出英雄史观、泛神史观，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伦理道德，很早便以一种历史的力量存在下来，并维持下去。

孔子重“道德教化”

，正是让其作为一种历史力量，使人们形成信念、习惯与传统，对社会产生作用。

同样，在出现外力的冲击下，这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

的伦理道德，则又强化了民族自身的内聚力，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它是历史的动力，又是历史的惰力。

其实，任何事物都存在这种两面性，一旦它凝固下来，便走向了反面。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伦理的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

。

所以“实体的东西”

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0-131页，上海书店，2001.）

黑格尔是不同意莱布尼茨的观点的，也许所在的时代不同，所依据的观点不一样。

莱布尼茨自然是以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的，他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在人数上和国家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

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草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泰家蟋：《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

两种目光，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

伦理学发源的治国之道，便就是“仁政王道”

，是“不忍人之政”

。

孟子就是这么“推己及人”

，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

董仲舒更从伦理观上阐发出了历史发展的图式：“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