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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墨翟 称天而治与暴民政治在非攻与兼爱的另一面（第5页）

的矩子当领袖，以反对贪官或“气数已尽”

的皇帝，这均与墨家不无关系。

有人说，墨子讲“非攻”

，而历次起义造成的杀戮又是那般惨绝人寰，恐与墨子无关吧，其实却说错了。

他们的苦行、禁欲，一旦走向反面，不一般视他人生命若草芥么？别忘了，当年的墨家，本就是一支“当匪当兵者”

的队伍，为上层所利用，被收买去打仗的——也就是以杀戮为职业的“侠客”

，而侠客，素以轻生，也不拿他人生命当回事。

正因为帮人打仗多了，才为战争惊心动魄的后果弄得心神不宁，才大谈其“非攻”

，其实，好战者口中每每讲的不都是和平，并指责他人好战么——当然，这般指责墨家也未免太不公允，可当有人反问他，你以攻伐为不义，为什么禹征有苗，汤放架、武王伐封，却被你称为圣王呢？他却回答：“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

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非攻下》）

把“攻”

换为“诛”

，战争也便名正言顺了，可见他亦非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他只是“非攻”

，不是“非诛”

。

所以，“诛”

则可以如人无人之境，乱加杀伐了。

“称天而治”

，便能出“义师”

，所以他的弟子们去打仗，说视死如归了。

他讲“天志”

，而又主张“非命”

；他讲“非攻”

，却又“好诛”

；他讲“兼爱”

，却又搞更森严的内部等级。

这似乎均是极为矛盾对立的，但却在墨家的学说中非常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细细分析，则是内外有别，向外的主张是一回事，对内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向外的主张，是为了扩展自己会党的势力与影响，吸引更多的信徒；对内的清规戒律，则是巩固其矩子的绝对权力。

所以，作为农民战争，它对于整个宗法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起步于自由与平等；可当它一旦取而代之，内部的规则也就成了社会的制度，新的等级便取代了旧的等级，暴民之首也就转化为了暴君——这，从墨家的“矩子”

几欲等于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墨家“兼以易别”

的历史观，无非是外“兼”

而内“别”

，抹煞外在的等级而强化内在的等级，这也同样是一种畸形的伦理史观。

他以“兼”

来易掉外在的‘别”

——“别者，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是谓天贱”

（《天志中》），得“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