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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11页）

“10月22日，道光帝又谕邓廷桢查明英趸船是否已遵谕全部回国，“至各项走私船只，尤须设法严拿，期于根株尽绝”

。

同时他告诫邓廷桢等，不得将就了事，“亦不得因偶有获案，遂谓驱逐已尽，仍贻弊窦”

。

同一日，道光帝又通令闽、粤等沿海诸省督抚，一体防堵查拿鸦片烟船。

1838年1月2、3两日，道光帝两发谕旨，著盛京将军宝兴等人严饬所属在山海关等海口关津查拿鸦片走私人犯，“其附近海口地面，如查有窝顿兴贩各犯，务即按名拿究，以塞其源。

至各处民人出入关隘，著一并严密搜查，倘敢夹带烟土，偷渡关津，即行拿获到案，究明买自何人，彻底根究，毋稍疏纵。”

同时他警告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等人：“倘稽察不力，日后致有私贩鸦片烟土入境，别经发觉，朕惟宝兴等三人是问！”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上谕来看，道光帝的严禁态度日益坚决，其所关注的禁烟区域，也由南而北，自广东及奉天，从海上到内陆。

在皇帝的三令五申、严厉督促之下，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也不敢稍有懈怠。

是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饬提标参将余清，在海丰县查获郭康、郭亚平等烟贩26人，获烟土170斤，并经严讯，各犯招供私贩鸦片事实。

两广总督邓廷桢将拿获烟贩情形及审讯、拟刑原则，具折上奏，道光帝阅后甚为高兴。

早在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即曾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惩治内地嗜食鸦片人等。

刘光三的主张，开严禁派之先声。

1838年5月15日，吏科给事中陶士霖上奏，称查禁鸦片，非以重刑，不能挽此积习。

他主张：“相应请旨敕下刑部，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

并于加罪之后，行知各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严切晓谕，约限半年，其限内犯者，照旧示惩，限外犯者，即以新定重律办理。

如此则惩一儆百，民各凛然，食者日稀，销售之地，势必不旺，纹银出洋之患，借此渐除，既可以救民，兼可以裕国。

再巡洋守卡各官役，如有隐纵等情，亦请于现行之例，加等议罪。”

道光帝阅后，朱批“刑部妥议具奏”

。

紧接着，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全面提出了严禁派关于禁绝鸦片的主张。

黄爵滋（1793-1853），号树斋，江西宜黄人。

1823年（道光三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1826年散馆授编修。

1833年充会试同考官，同年转福建道监察御史。

1835年擢鸿胪寺卿。

早在1833年，黄爵滋即曾上奏《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提出：“鸦片烟等犯禁之物，其藐法潜买者，皆以银则便，不以银则不便。

在奸商黠吏，只图贪利营私，觊法律之稍轻，即诡谋之百出……应请饬下刑部，再行酌拟，比照从重科罪，使奸徒不敢轻蹈法网。

"1835年，他又上《敬陈六事疏》，指出：“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

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欲截其流，但塞其源。

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籍其党，立置重典。”

黄爵滋此次所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较其三年之前的禁绝鸦片主张更进一步，且其重点直接放在惩治鸦片吸食者身上，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

他在上奏中首先分析了烟毒泛滥、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严重情况，进而指出历年所取严查海口、禁止通商，及查拿兴贩开馆、开种罂粟之禁等，皆无以堵塞漏卮。

在黄爵滋看来，“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

夫耗银之多，由于吸[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

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