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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10页）

。

（4）禁兵而不禁民，将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吸之民。

借毒物以疲内地，正是外人惯施的伎俩，现在若弛禁鸦片，正中了外夷奸计，是“虚捍卫而启窥伺”

。

（5）洋行奸商，勾串夷匪，作奸犯科，无所不至其极。

现在反而任其自由兴贩鸦片，则他们今后更是无所顾忌，是“济奸民而通洋匪”

。

（6）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不可收拾，鸦片一旦开禁，则其祸会更加惨烈。

然后悔弛禁之非，再起视天下时，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

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狃目前而贻后患”

，是最令人担心的。

朱嶟、许球、袁玉麟三人的奏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入手，对许乃济等所主张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放任民人自由吸食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的弛禁主张，进行了全面的驳斥。

特别是袁玉麟的上奏，更形系统，他先从祖制谕旨、政令画一、国家财政三方面明辨弛禁之非，再从财政、农本、民生、国防、夷祸、后患等六个方面的利害关系，论证弛禁主张的不可取。

可以说，他们的批评，对遏制弛禁主张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对许乃济的奏折不置可否的态度不同，道光帝在看罢朱嶟、许球二人的奏疏后，未等邓廷桢等两广督抚复议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奏折到京，即于八月初九日再对邓廷桢等发出谕旨，要求他们将朱、许二人奏折内所述之情形，“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

等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

，表现出了坚持严禁政策的决心。

朝中大臣的群起反击和道光帝坚持严禁态度的明朗，给弛禁鸦片的主张迎头一击，一股刚刚兴起的弛禁论调很快即敛形遁迹。

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奉到道光帝谕旨后，态度也开始明显变化。

12月27日，邓廷桢上奏称：“朱嶟所陈议论，极为正大。

其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数语，尤具深心……许球之论，则有病有药，颇见留心，然治内之法，似可施行；治外之法，尚须斟酌。”

他并表示：“果能循旧辙而立收功效，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四　严禁派的主张

许乃济等人的弛禁主张遭到驳斥而销声匿迹，道光帝严禁鸦片的态度也逐渐坚定。

1837年（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多次颁发谕旨，通令两广、闽浙等沿海各省督抚，切实查拿纹银偷漏，严堵鸦片走私输入。

7月14日，道光帝谕令邓廷桢勒令英国鸦片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留”

，并要求邓廷桢“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颓风”

。

8月15日，道光帝再谕邓廷桢称：“湖南衡、永、郴、桂等处，与粤东壤地紧接，鸦片烟最易偷越入境……鸦片烟流毒最甚，全在地方文武，随时严密查拿，庶不至蔓延各省。”

他要求邓廷桢等“严饬出粤入楚所在地方文武弁员，一体实力截拿，有犯即惩，毋稍疏纵”

。

3日之后，道光帝再次谕令邓廷桢等严密缉查广东省境内鸦片走私与纹银偷漏出洋。

8月28日，道光帝复谕邓廷桢传谕澳门地方各国大班，查禁来商越界贩卖鸦片。

同日，道光帝以查禁闽省鸦片烟船事，谕令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烟船游奕（弋）往来，必应认真巡缉，有犯必惩。

水师提督陈化成统辖全洋，其驻扎地方亦与该匪出没之处相近，随时侦缉，整顿甚易。

著责成陈化成亲率镇将，随时巡查，一经拿获，立即严办。

其粤省连界处所，倘奸匪借端越界贩私，务即从严杜绝，毋许勾结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