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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9页）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

综观许乃济所提弛禁办法，亦无外乎鸦片贸易合法化与允许内地民众自由种植罂粟、制造鸦片，与两年之前两广总督卢坤奏中所提办法，如出一辙。

邓廷桢等人所拟九条章程，也只是许乃济弛禁主张的进一步具体化。

许乃济的折、片，广征博引，言之凿凿，主要着眼于以弛禁之策防止巨额白银外流，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

但其所提之策，似是而非，本末倒置。

他对西方殖民者不顾人类道义贩卖毒品的丑恶行径与清政府各级官吏通同舞弊、受贿徇隐的腐败丑态视若无睹，却反过来指责有清一代严禁鸦片毒品贸易政策的正义性，并认为吸食者为无足轻重，任由其死活，更是无视民族利益、国民健康，其于国于民，皆意在妥协苟且，自相矛盾，决非善策。

而且，许乃济所主张的鸦片弛禁，即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实质上正是解禁、开禁，此正与国内鸦片贩子的愿望与利益完全相符合，站在了出卖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因此得到了他们的一片喝彩之声。

许乃济弛禁鸦片的主张提出后，以其明显违背清廷旧制，且并不如许乃济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政体”

无关，因而无人公开站出来附和，“举朝无继言者”

。

反而有人站出来，对许乃济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邓廷桢等人复议的奏折递到北京之前，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

朱嶟在其《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明确指出：有害必除，绝不能因噎而废食。

对于许乃济的观点，朱嶟逐一加以驳斥。

他指出：准令鸦片纳税入关以货易货，并不能阻止白银外流，因为交易中难免出现货物不平衡，势必以银补偿。

而且，既然可以禁银出洋，何以不能禁烟入口？设若鸦片禁绝，银漏之患便会戛然而止，两患并除，岂不更好；弛内地种植罂粟，则更荒唐，滇省一直在私种罂粟，鸦片出产亦不下数千箱，可是银漏并未因之而减。

今吸食者众，且皆以洋烟为美。

同时因罂粟利大，种植弛禁后势必侵占上等良田，影响生产。

对于许乃济提出的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准民间吸食的办法，朱嶟认为更是掩耳盗铃，因为民占人口十分之九，官员只占十分之一，吸食鸦片之恶习，本即由官府僚属中传开，现在不吸烟的大多数是百姓。

这种政策只会使“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

。

他还严正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

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则无可救药。

而兵勇若沾染吸食恶习，危害更重，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如此兵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国家疆防顿失依赖。

许球则在其《请禁鸦片疏》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11月1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又上《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从是非、利害两个方面，批评弛禁主张。

他首先提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

：弛禁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朝廷政令，最宜画一，今只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

；国家经费有常，“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借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

。

接着，他又列举弛禁之议，“暗于利害者有六”

：（1）白银外流危害极大，要认真查办。

不认真则鸦片弛禁，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后查办白银外流就变得容易了，而严禁鸦片就会使查办白银外流变得艰难了。

鸦片开禁，正是自撤藩篱而饲虎狼。

（2）弛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不可能不荒废农田，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

。

（3）若公然明弛禁令，则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关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