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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4页）

章沅称：鸦片走私，流毒滋甚，不仅对于国民身心危害巨大，且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

。

而外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

。

道光帝深以为虑，乃于次日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延隆等妥议《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其上谕称：“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

若不极力严禁，弊将何所终极。

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恪守定例，只准易货，毋许易银。

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自难骤加遏绝。

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准私出，其违禁货物，应随时稽查，不准私入。”

李鸿宾等人奉旨后，拟订《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于是年7月1日奏陈获准，责实力奉行。

至此，在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对鸦片走私入口与官银偷漏出洋之间的联系，始有明确认识。

道光帝开始认识到，禁绝鸦片走私，不仅关乎人心道德、国民身心，更重要、也更令他关切的是，关乎国家的经济富源，关乎自己统治的根基。

因此，1830年，道光帝复命李鸿宾等议订《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并责李鸿宾等切实查禁纹银偷漏弊事，截断鸦片入口之源与分销之路，严拿走私犯，重惩勾结包庇鸦片烟贩的弁员书役人等。

另一方面，道光帝也十分关注内地民间私种、私熬鸦片的禁绝。

1831年12月31日，道光帝颁谕通令各省，严查内地民人种、卖鸦片：“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

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

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饬各属实力查禁。

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间赴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烟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著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

如有拔除不尽，仍任流毒地方，即遵照道光三年部定处分，分别参办，毋稍徇隐。”

各省督抚奉谕后，相继赴所管地方巡查，云、贵、川、鲁、晋等省督抚分别将查禁情形具折上奏。

道光帝随后又谕令各省于每年春秋两季，督促道府州县官员，深入各乡，留意查察，按季禀报，并责成各级地方官出具并无种卖鸦片烟印结，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向朝廷汇报。

加重对鸦片吸食者的惩处，也是道光朝禁烟政策的一项重要变化。

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

他认为：“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

烟毒流弊，积年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对吸食者惩处不力，以及各衙门长官对属下食烟之人的徇隐不究。

因此，他主张“应请敕下直省督抚，破除情面，首先查出本署向来吸烟之人，严行处治，并饬所属文武衙门一律查办”

；同时，使民间一般之吸食者不再敢以身试法，从而根除食烟之积弊。

7月24日，卢荫溥等奉旨议奏：“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

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

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

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

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

应当承认，道光朝的禁烟政策与措施较嘉庆时期更趋完备与严厉。

道光帝继位以来，为禁烟之事绞尽脑汁，连年颁谕示，申禁令，对于鸦片入口、贩卖、私种、吸食，一体严加查禁，期于禁烟有成，积弊尽除。

然而事与愿违，正是在厉行禁烟的道光朝，鸦片走私愈演愈烈，官员人等吸食鸦片的恶习亦愈蔓愈广，形成了一股滔天烟毒，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之基。

二　越禁越烈的鸦片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