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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5页）

从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首颁禁烟令至1830年（道光十年）前后，清政府禁烟整整走过了100年。

虽然雍、乾、嘉、道四朝皇帝皆以重要精力关注禁烟，立法令、申禁例、整吏治，亦算用尽心思，然而老大帝国的腐败吏治决定了皇帝再大的禁烟决心和严厉政策，也无法在禁烟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而巨大的商业利润，驱使着英国政府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当局明目张胆地庇护和纵容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外鸦片烟贩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走私兴贩，更是对华鸦片走私的急先锋，他们无孔不入，肆无忌惮，几乎把鸦片毒品贩卖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越来越严，措施与手段也愈趋完备，清廷最高统治当局对沿海诸省官员的申饬亦颇严厉，但终究遏制不了西方殖民者和毒品贩子的贪欲，从而造成了100年间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愈禁愈烈的局面。

当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帝继位伊始，重申禁令，严禁鸦片进口后，英国鸦片贩子们便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干起了无耻的走私勾当。

一开始，鸦片贩子们把交易地点从广州移往澳门，在那里设立堆栈，然后带着鸦片样品到广州兜售，成交之后，再至澳门提货。

由于英国商人觉得当时窃据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勒索过重，不久便把鸦片走私船开至黄埔，由行商为之掩护，夹带偷售。

1821年，道光帝继位后，厉行禁烟，封闭澳门、黄埔，将鸦片船逐出珠江口外。

于是，鸦片贩子们便把走私船开至伶仃洋面，利用趸船进行走私。

鸦片贩子们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后，先行卸在停泊于伶仃岛附近的鸦片趸船上，然后夹带样品至广州，勾结中国烟贩，议妥价格后，再由中国烟贩至伶仃洋取货。

随着伶仃洋上鸦片走私规模的扩大，停泊在这里的鸦片趸船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七八艘，上升到30年代的30艘以上。

19世纪3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英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从广东到东三省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走私鸦片的趸船。

这一时期，西方对华鸦片走私达到了最高峰，长期漂浮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走私船只就有30多艘。

鸦片走私贸易的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更与清政府吏治腐败和海防水师的包庇纵容关系密切。

虽然道光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曾三令五申地谕令沿海诸省督抚、海关、书吏、巡丁，严禁徇隐，但事实上所起作用并不明显。

水师巡船竟与鸦片贩子私相勾结，受贿放行，“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

。

更有甚者，“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

，而韩肇庆反而以缉获鸦片有功，保擢总兵。

这样，清政府为巡查违例走私洋船而设的巡船，竟然成了鸦片走私的护卫舰，甚至沦为鸦片走私船，从而使鸦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畅通无阻。

遍布全国各地的非法商贩，也为鸦片走私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鸦片走私网络密布全国。

广州等地一些恶棍、奸商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销烟土，名曰“大窑口”

。

外国的鸦片贩子上岸后，带着鸦片样品到这些大窑口里与奸商、毒贩议价订券，再由这些奸商凭券至漂泊在海上的鸦片趸船上验券取货。

中外鸦片贩子甚至以武装走私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他们专设有从大窑口至伶仃洋上趸船取货的走私船，名曰“快蟹”

或“扒龙”

，三桅三帆，裹以铁网以抵炮火，两舷设快桨五六十，来往如飞，星夜遄行，所过关津，呼之不停，追之不及。

白昼公行，肆无忌惮，海关员弁，对其无可奈何，又怕担负纠察不力之责，亦竟匿而不报。

鸦片烟土上岸后，再由大窑口偷贩至分布于全国城市乡镇的小窑口，以事分销。

由此，鸦片烟毒，弥漫全国。

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乃呈逐年直线上升之势。

有人对经英国毒贩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曾经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如下表，从中足见鸦片走私之如洪水猛兽一般势无可遏。

1773-1838年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简表

单位：箱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上表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表中数据是极不完备的，因为对华鸦片输入是一项遭到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走私贸易，想要获得其绝对可靠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表数字也只是人们就所能掌握的材料编制的一个关于这项肮脏贸易的缩小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