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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6页）

但即便从这样一个不完备的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自18世纪末叶始对华鸦片走私输入的激增之势：1773年，鸦片输入在1000箱左右，到1799年，已突破4000箱，至1811年突破5000箱，1822年达到7773箱，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823年达到9035箱，1824年超过1.2万箱，1829年超过1.6万箱，7年之间又翻一番。

1830年接近2万箱，1835年突破3万箱，1838年超过4万箱，8年之间又翻一番。

从1800-1838年，总计输入434547箱，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

另据人考证，1800-1839年，合计英、美、法、葡、荷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输入共达638119箱。

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在中国大地上毒流蔓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

鸦片输入的激增，反映出中国吸食者的激增。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

"19世纪初，吸食鸦片者一般是殷实之家，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员，官员胥吏、书役兵丁、农夫商人，都有人沾染了嗜毒恶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尤甚。

嗜毒成瘾之人，置妻儿饥寒于不顾，纵然倾家**产，亦在所不惜。

更致无数富年壮丁，以嗜烟成性，沦为无所事事的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一般人等，耗钱费银，购烟解瘾，严重损害了社会对正常商品的消费能力，使正常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窒碍作用。

其次，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导致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安全。

有人考证，从1800-1839年的40年间，因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总计高达6亿两。

又有人估算，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每年耗费在鸦片消费上的白银达到1633多万元，合纹银1175多万两，几乎与清政府1830-1838年8个年度关税总收入的1227多万两相当。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毒烟缥缈中化为乌有，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出超地位，也由于西方对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转为入超，国家财政陷于困顿之局，国力为之严重削弱。

第三，鸦片泛滥加剧了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降低，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和国家的安全。

中外鸦片烟贩为推行扩张其毒品贸易，不惜以重金对清政府各级官僚、海关役员、巡船兵勇行贿买通，地方官员、水师将弁也每以与鸦片贩子互为勾结、袒护纵庇鸦片走私偷漏为手段，索受贿赂，通同作弊，按股分赃，以中饱私囊，甚而径行参与鸦片走私，既助长鸦片毒品在中国大地的泛滥，复养成清政府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的腐败之风。

国家禁烟法令，只形同具文。

兵勇将士，嗜食鸦片后，精神委靡，士气低落，国防武备为之废弛，国家安全因之受损。

鸦片烟毒，已成为清政府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三　弛禁主张的出笼

清政府100多年的禁烟实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面临着鸦片毒烟弥漫全国的恶劣局面。

特别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竟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入国门，堵无可堵，禁无可禁。

这种情形，使得清政府的一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了。

他们对朝廷奉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禁烟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对国家禁烟的努力与实践开始表露畏难与悲观情绪。

于是，在禁烟问题上，一些人开始提出所谓“变通办理”

的弛禁主张。

1834年11月3日，两广总督卢坤在奏折中称：鸦片走私入口，“势成积重，骤难挽回”

，欲图禁绝，难度极大。

进而他借“周谘博采”

他人意见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弛禁主张：“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

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

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

更有谓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

不知夷人在粤贸易已阅二百余年，且亦不止英吉利一国，万无闭关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