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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清流派的兴起与沉寂（第2页）

，并认为“修内莫亟于用人，攘外莫亟于经武”

。

所谓攘外，主要是要求抵御外国侵略，反对在对外交涉中妥协退让。

严重的边疆危机，促使清流派产生了求强御侮的危局意识，他们认为列强恣意侵扰边疆，妄行吞并中国邻国，皆因当道奉行妥协苟安的政策。

陈宝琛指责枢臣在对外交涉中“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

。

张佩纶更是直言痛说：“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

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

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

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

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为危也。

方今梯航四通，中外已成列国兵争之局，我自强，则乘欧洲争轧，可全亚洲而王之。

我不自强，则譬诸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

这番言论既表现了清流派对清廷一味妥协苟安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他们要求自强以挽救危亡的迫切心态。

由于崇厚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擅订丧权条约，清流派纷纷上疏抨击，要求重治崇厚之罪。

张之洞自1879年底至1880年间，就中俄条约上疏近20次，要求改议条约，主张以武备作为交涉的后盾，认为“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

，请求朝廷谕令李鸿章选将练兵，与俄作决战准备。

正是在清流派的舆论压力下，清廷才改派曾纪泽赴俄重订条件，争回了部分主权。

在中法战争时期，清流派明确主张援越抗法。

当1882年法军侵犯越南北部之时，张佩纶上疏呼吁：“保越以捍边可也，弃越以让法不可也。”

他力主援越抗法。

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议订《中法简明条约》之际，张佩纶又奏请谕令边海各军严防备战，认为：“欲议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

邓承修上疏指出：法国“诱和”

之举是因其面临种种“困敝”

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与之议和乃是“养虎遗患”

，请求朝廷“惟有主缓和之议，以破其狡诈之情”

，主张积极调兵备战。

清流派不同于虚骄轻敌的保守派。

他们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既不应当轻敌启衅，也不应当一有败挫便轻易将帅，而应该充分估计敌我情势，总结战败教训，实行持续抗战之策，以求转弱为强，争取最终胜利，认为：“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

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敌之方。”

“可以始败而终胜，可以小败而大胜。”

清流派也批评保守派固拒西法的态度，主张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增加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长”

。

他们关于兴办新式海陆军、加强海陆防的主张与李鸿章大致相似，但他们要求抵抗外国侵略，反对一味妥协，这又与李鸿章有所不同。

还在伊犁事件发生之际，张之洞就直言批评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的妥协态度：“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

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对于李鸿章以武器落后，“有兵无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