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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新式文教机构的设立与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开始（第4页）

1884年8月间，清廷从德国以重金聘请50名军官来华，派往水陆各军担任教练。

其中由李鸿章派往淮军担任教练的德国军官因态度傲慢、缺乏实际战术、改变训练方式等，与淮军将帅发生矛盾，难以合作，遂由淮军提督周盛波、周盛传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

。

李鸿章随即批准照办。

于1885年2月正式设立，“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

，任杨宗濂为总理。

1886年，新校所在天津紫竹林建成。

第一批学生来自北洋各部驻军，人数约150人，年龄多在18-36岁之间。

1886年时增加到250-300人。

这头两批学生年龄偏高，文化偏低，学习比较困难，学习期限也较短，仅2年。

从1887年起开始选募13-16岁的良家子弟入校学习，学习期限也增加到5年。

所学课程，据《北洋武备学堂学规》所载：“学堂所习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操演所习炮队、步队、工队及分合阵法。”

另据李鸿章所述，为：“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皆有实用，并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

其所培养之学生中有不少对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杨善德、田中玉、雷震春、吴佩孚等。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为海军、陆军培养军官和技术人员的军事学校之外，从同治末年起随着电报开始在军事上被采用，以及李鸿章创建中国电报局，于是以培养电报操作人员和工程人员为主的各地电报专科学校开始出现。

如1876年，丁日昌借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力量设福州电气学塾，为船政局和将来的电报局培养电报人才。

1880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学堂。

1882年，中国电报局设上海电报学堂。

这两个学校都是为中国电报局培养人才的。

此外，到1892年，还出现了中国第一家矿务专门学校，即湖北矿务局在武昌设立的湖北采务工程学堂。

三　派遣留学生

直到1870年事情才有了一个转机。

一是由清廷所派使臣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所订立的《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于1869年11月获得清廷批准而生效，其中所规定的“嗣后中国人欲入国立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一条，为留学生派遣国的选定提供了条件，遂确定美国为派遣国。

二是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容闳作为译员，随从曾国藩、丁日昌前往天津处理教案，趁机再次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终于获得曾国藩的支持和采纳。

10月，曾国藩经过精心酝酿，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

，并提议由陈兰彬和容闳“携带子弟前赴外国”

学习。

次年3月，曾国藩又在关于海防的奏折中再次提出选派留学生之事，并把此事作为筹议海防江防“讲求实际”

的三大要端之一。

同时，曾国藩还与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商定：先做好“议订条款，预备经费”

等筹备事项，等到都有了眉目，再联衔会奏。

到1871年6月26日（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筹备事项基本就绪，曾国藩和李鸿章便联衔拟就《论幼童出洋肄业》，与总理衙门函商，获到允准。

8月18日，再由曾、李联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指出此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的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

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然后，又由总理衙门复议，经曾、李另外拟定一个应办事宜六条，于1872年2月27日补奏《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再由总理衙门于5月17日（四月十一日）议复而得以批准。

至此，经过历时10年的反复筹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事才算成功。

其艰难之处，主要是在于出国留学毕竟比在国内设立学堂聘洋人来中国任教要复杂得多，既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思想，冲破守旧思想的束缚和守旧派的阻挠，也有待于具体事项的筹备落实，还需要有一定的外交条件。

因此，其筹议时间之长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