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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传统农商工业的变异（第2页）

丹徒县原先仅有野桑和柘林，这时则桑田、桑园“遍境内”

。

安吉县，不仅邻近城镇地区“家皆饲蚕”

，“迩时山乡亦皆栽桑”

。

吴兴南浔镇一带更是“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

。

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前作其他用途的大片土地，现在都变成了桑林”

。

原本不发达，甚或不养蚕的地区也开始发展起来。

在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以往很少种桑养蚕，这时则“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

。

如昆山，植桑饲蚕“成为恒业”

；无锡、金匮两县，“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

；常熟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

。

其他如江苏的松江、句容、溧阳、江阴、宜兴、江浦、高邮，浙江的温州，安徽的绩溪、滁州、全椒，江西的赣州、瑞州，广东的东莞，直隶的清苑、满城、定州、束鹿、高阳、滦州、昌黎、丰润，热河的承德、永平，山东的泰安、沂州、青州、东平，四川的铜梁、秀山，奉天的辽东半岛，都程度不同地成为新兴的蚕桑养殖地区。

此外，广西、湖北、河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某些州、县，在地方官府的提倡和推广下，也开始植桑养蚕。

在棉花种植方面，老植棉区继续有所扩大，新植棉区间有出现，但其扩展幅度不如种茶业和养蚕业。

老植棉区的发展，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的一些老植棉区，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或出现了一批棉花专业区。

新植棉区的出现，如江苏的宿迁过去很少植棉，布匹“夙仰通州”

，到19世纪70年代则“遍树木棉，闲习纺织矣”

。

1880年时，有报道说：“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

江西九江府所属地区，从前专种五谷杂粮，1870年前后则改为“木棉与杂粮各半”

。

直隶的永平、承德两府所属州、县及邻近蒙古地区，棉花“以前所种无多，近五六年来（即19世纪90年代），到处皆种”

。

但是也有学者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全国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811.98万担增至1894年的831.75万担，只增加了19.77万担，种植面积（按该项研究者估计的亩产皮棉0.23担计算）则相应从3530万亩增至3616万亩，只扩大了86万亩、2.44%，虽与1840-1860年间所增加的41万亩、1.16%相比，增幅略有提高，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还是很少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植棉面积原有基础较大；二是由于棉花出口数量虽在1888年以后有较大增加，到1894年达到75.51万担，但仍只占产量的9.08%;三是洋布、洋纱进口量的剧增，使棉花的国内使用量减少，从而出现棉花的新增产量只占新增出口量68.35万担的28.92%，余下的大部分则由原来用于国内的棉花转变成出口。

即便如此，也不能轻视棉花出口对棉花种植业的促进作用，新增加的68.35万担出口棉花，需要有297万亩棉田的种植，如果没有这一出口量的较大增加，棉花种植面积不仅不能增加，反而还要减少211万亩。

此外，烟草和甘蔗的种植也在烟草和蔗糖出口的带动下出现了新的发展。

烟草在明代后期从南洋传入中国后，其种植面积随着吸烟者的逐渐增加而不断扩大。

到了这一时期，除了吸烟者继续增加之外，出口也不断增加，从1870年的4233担增至1894年的113886担，增加了近26倍，从而成为促进烟草种植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使老的种植区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新的种植区也不断出现。

甘蔗的种植，在1885年之前有较大的发展，此后则随着蔗糖出口的逐渐下降而萎缩。

除了上述这些受出口贸易影响而取得新发展的农业经济作物之外，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受进口贸易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这就是罂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