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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第2页）

，通称“罗刹庙”

，或称俄罗斯“北馆”

。

1715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了一个10人组成的“北京传教士团”

，随同俄国商队来到北京。

这个传教士团的主要活动不是发展教徒，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国的情报。

1818年8月，俄国政府训令该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

从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共派遣了13批东正教传教士前来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名，在中国发展教徒300余人。

基督新教（在中国又被称为“耶稣教”

）的传教组织通称“差会”

，派系众多，各自为政，在中国较有影响的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伦敦会、公理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内地会等。

早在17世纪初，新教曾有过传入中国的尝试。

1624年荷兰殖民者武装侵入台湾后，荷兰政府派遣传教士到台湾活动，传教20多年，发展教徒千余人。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新教在台湾的活动也随之终止。

新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始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第一位来华的是英国伦敦会派遣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于1807年先后抵达澳门、广州，编写了一部《英华字典》，并把《圣经》译为中文，还为东印度公司搜集中国的情报。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

）派遣的禆治文，他于1830年来到广州，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创刊于1832年）。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早期基督新教的宣教活动主要在中国的澳门、广州、香港三地以及沿海地区。

1840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第一个来到香港，1842年美国传教士雅禆理和文惠廉首次来到厦门，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第一个到达上海。

1844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31人，教徒仅6人。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文准许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医院，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法国政府还强迫清政府同意解除自雍正以来禁止天主教的禁令和发还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

随着鸦片战争后五口的开放，传教中心从南洋和澳门移到了沿海通商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此后，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教派的传教士纷纷到中国各地传教。

1868年6月，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说中兴奋地宣称：中国已经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

在中国内地发展最快的是天主教传教组织。

从1846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各设主教区，另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

1879年，罗马教廷传信部颁发部令，划分中国为六大区：第一区，直隶、满洲、蒙古；第二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第三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澳门；第六区，广东、广西、福建、香港。

天主教大量吸收教徒，而且特别重视在农村地区扩展，吸收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的民众一齐入教，所以发展迅速。

19世纪80年代，王韬即指出：“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

至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已约有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约70万人。

以江南地区为例，1860年有传教士共约50人，传教据点400余处，教徒7.7万人；到19世纪末，这一地区的传教士增至170人，传教据点增至1000处，教徒约有1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