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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第3页）

基督新教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与天主教不同的是，新教的传教据点先是由通商口岸扩及各地城镇，后来才逐渐传入乡村。

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

据另一统计，1860年新教传教士约有100余人，教徒约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其中英国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其余10%则来自西欧和北欧，教徒增至约8万人。

其中内地会的组织发展最迅速，传教区域最广泛。

该会于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总部设在伦敦），创立的第一年即派传教士3人来华，第二年增派了22人，连同已经在华活动的传教士，共有91人，他们先后被派往浙江、江西、安徽等省活动。

到1876年，该会传教士人数已占全部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人数的15，他们被派往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甚至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深入内地，行程6万里。

到19世纪末，内地会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站，教徒5000余人。

二　西方教士的“传教”

活动

来华的传教士中虽然不乏以宗教为职业、以布道为本分的虔诚宗教人士，但也有不少传教士在“传布福音”

的外衣下，从事殖民主义的活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对中国实行侵略、渗透和影响，以达到“基督教征服世界”

的目的。

（一）扩大政治干预

传教士搜集中国情报，侵犯中国主权，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鸦片战争时期，一些传教士就以“传教”

为名，在中国沿海搜集各种情报，鼓吹对华战争，参与军事侵略，鸦片战争后，更是直接以外交官的身份，直接参与各种侵华活动。

以美国传教士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844年到1894年，就有8位美国传教士进入美国驻华机构担任外交职务，由于他们精通汉语和熟悉中国事务，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1887年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先锋队（按：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贡献是很大的。”

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往往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不受中国法令制约的特殊权势人物。

一些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大肆包揽词讼，甚至出现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现象。

传教士还常常以炮舰为后盾，以“护教”

为借口，任意要挟清廷及地方官员。

一些主教“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

，采用巡抚的官品等级和出行仪式，以表示“拥有那些被士绅官吏垄断的合法权力的象征”

，俨然成为“政府中的政府”

。

入教的教徒虽然大多数还是善良的平民，但少数地痞无赖入教后依仗教会权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也使教会的“社会形象”

极其恶劣。

郑观应在1880年刊行的《易言》中曾指出：“今中国既许洋人传教，不得不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任意妄为。

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

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法国驻华公使于1878年也承认，中国政府抱怨传教士“窃取中国政府官方职能，或试图取代其政权，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这些抱怨经常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