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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日本侵犯台湾与中日北京专条订立（第2页）

1870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和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等来中国要求订约通商。

9月4日，柳原等到达上海。

27日来到天津，先后拜会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呈递日本外务卿致总理衙门书信，表示“预前商议通信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贵国定和亲条约之地”

。

总理衙门认为日本信中所谓定约一语“是该国亦欲与泰西各国一律办理”

，预感到来者不善，遂于10月3日照会日本，婉言谢绝：“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

柳原则再三请准，并向李鸿章表明“西人强逼通商，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欲与中国通好，以冀同心协力”

。

同时柳原会见了前任直隶总督（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表示中日两国应该迅速同心协力以对付西方各国威逼。

在柳原“坚以立约为请”

的情况下，李鸿章和成林上书总理衙门主张与日本订约。

总理衙门于10月31日再次照会柳原，收回“大信不约”

的原意，改称：“今贵国来员既坚持来意，自应如其所请，以通交好之情。

惟议立条约，事关重大，应特派使臣与中国大臣会同定议。”

并于11月10日奏请许与订约，以为日本若挽英法居间介绍，“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示其弱”

，“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

。

清廷就此事咨询各疆臣意见，李鸿章在复奏中虽然对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大举军事工业的意图有所警惕，明确指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但又认为日本毕竟“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因而主张与日订约。

曾国藩在复奏中也主允与日本订约，但鉴于与英、美、法各国订约之失，强调条约“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

，尤其不能有所谓“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

的条款。

清廷下谕同意曾、李二人的意见。

1871年7月，日本政府议约全权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和副使柳原前光等到达天津。

清政府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日使开始谈判。

日使力争“准照西约成例”

，将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李鸿章则坚拒将“一体均沾”

字样列入约文，双方发生激烈争论，以致一度中断谈判。

最后，日本既无力迫使清政府接受其要求，只得按照中方原意达成协议。

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签订了包含18条内容的中日《修好条规》和拥有33条内容的中日《通商章程》。

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部条约。

条约内容大体仿照与西方所订的条约，但有几点重大差别：第一，没有所谓“一体均沾”

等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第二，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互相承认协定关税；第三，两国商民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进行贸易，不得到内地通商，也没有长江航行的条款；第四，规定两国“倍敦和谊”

，“以礼相待”

，“彼此相助”

，互不稍事侵越，互不干预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