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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日本侵犯台湾与中日北京专条订立（第5页）

"5月29日，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处理”

。

并命令福建布政使潘蔚帮办台湾事宜。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蔚到达台湾后便开始部署台岛的陆海防，增调淮军精锐13营6500名士兵赴台，布控于凤山；船舰也常驻澎湖、台北、厦门、福州等地，作了备战的准备。

日本政府的侵台行动一直是采取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方针。

在西乡出兵台湾的同时，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则奉命到中国进行外交谈判。

5月28日，柳原抵达上海，苏松太道沈秉成与之交涉时，柳原声称“专为通商友好而来，与西乡从道之往台湾各办各事”

，表示无权过问西乡出兵台湾一事。

31日，江苏布政使应保时奉两江总督李宗羲之命到上海会同沈秉成再次与柳原交涉，谴责日本出兵台湾是“违背万国公法，侵犯他国主权”

，而柳原反倒说：“贵国迫我退兵，是欲妨碍义举”

，仍然“以西乡从道亦有全权，不能听其指挥”

为由，采取拖延的手法。

6月6日，福建布政使潘蔚专程前往上海与柳原交涉。

柳原提出三点要求：“捕前杀害日人者诛之；二、抵抗日兵为敌者杀之；三、番俗反复难治，须立严约，定誓永不剽杀难民。”

尽管这三条仍属无理，但潘蔚返回台湾后，还是设法推行，令当地民众具结永保漂民安全。

7月24日，柳原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表示其三条已经办到，要求日方撤军。

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撤兵，反而进一步指示柳原进行谈判的要领：一是要“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

，二是要“以此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明确提出日本出兵台湾所要达到的两个目的：一是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日本要侵占台湾东部；二是使琉球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日本要完全吞并琉球。

7月30日，柳原进入北京后围绕这两个目的与总理衙门一再交涉。

总理衙门一再拒绝柳原的无理要求，在维护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尤其坚决，严正指出：“台湾生番均隶郡县，中国向收番饷，载之台湾府志，凿凿可考。

即云野蛮亦中国野蛮。

即有罪应办，亦应中国自办。”

柳原无言以对，只好蛮横地提出日本决不撤兵，“中国应如何办法！”

双方谈判破裂。

此时，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方面，清政府在台湾地区已经作了军事部署，日军在军事上并不占据优势，反而因疟疾流行，死者日众，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各国对日本侵台行动提出异议，使之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其侵占台湾东部的目的难以实现。

在日军的军事行动受阻之时，日本政府决定加大外交谈判的力度，力争达到使琉球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呑并琉球的目的。

1874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进行外交谈判。

三　《北京专条》的议立

1874年9月10日，大久保到达北京，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双方一共举行了7次交涉。

大久保采取的谈判策略，是先从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迫使清政府以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

作为让步，从而确保其达到既定目的。

所以他在多次会谈及照会中，一直围绕台湾“生番不服教化，地非中国所属”

这一中心，设立种种问题向总理衙门刁难。

总理衙门据理驳斥，在“番地属中国”

这一问题上毫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