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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9页）

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必有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股招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

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同时他也指出官督商办企业应该“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

，“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

。

当然，他主张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主要还是指采矿这样投资较大、涉及地方利益的资源性产业，并非是指所有的近代工商业。

他认为官的职责仅在于颁行税则、恤商惠工，而不是控制、干预企业的经营。

其主要倾向还是提倡商办形式：“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

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弊端有了更多认识，他在1901年写的《商务叹》中揭露了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

开平矿股价大涨，总办擅自合洋贾。

地税不纳被充公，利失百万真乳腐。

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

轮船局权在直督，商欲注册官不许。

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为了护商富民、鼓励私人投资近代工商业，早期维新士人还提出了裁撤厘金的主张。

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饷而征收厘金，严重损害了商民的利益，阻碍了国内的商品流通。

19世纪后期，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市场争夺中，出现了要求裁撤厘金的强烈呼声。

马建忠于1879年痛陈厘金之弊：“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与我朝轸恤商民之至意大相剌谬，律以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之理，又不啻倒行逆施矣。”

主张“将厘卡尽行裁撤”

，以“便商贾之往来，苏其隐困”

。

郑观应在70年代末就对外商在内地运货只交子口税，而华商亦对遭受厘金盘剥的现状深表不满，主张“裁撤厘金，倍增关税”

。

至90年代，陈炽对厘金的危害更是给予深刻揭露：“厘金则不然，百物滞销，四民俱困，天下设卡数百，置官数千，增役数万，猛如虎，贪如狼，磨牙而咀，择肥而噬，小民椎心饮泣，膏血已枯，国家所得，不能及半，自有比较之说，可增不可减，网罗四布，违额取盈，所谓病民甚于加赋者，此也。”

他主张“断断乎其不可不裁也”

。

总之，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士人除了在发展矿山、铁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主张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外，大多提倡民间集资经营近代企业，要求政府实行护商富民的政策，扶植商民与外商竞争，收回利权，裁撤厘金，振兴实业，以实现中国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