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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新社会因素的初步发展（第5页）

例如，有的人为了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而去接受西教的教义和参加教会；有的出于谋生需要而去教会及其附设的文化传播机构任职；有的因为探索强国、救国之理而去阅读西学政法书籍和文章；有的为了追求科技知识而去学习自然科学；有的为了获取和提高从业能力和求职资格而去就读各种相关的专业课程。

就汉译西书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

除了第一类书籍以传布教义为主旨，其主要影响所及是在中国各阶层中造就了一大批教徒，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没有多少关系之外，第二类和第三类书籍则主要面向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新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以及各级政府官员、绅士和商人，其客观作用是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增加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绅商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先导者和核心力量。

从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而且受影响越多者，变革的思想越强烈，态度越激进。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从各种汉译西书中吸取过不少思想要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不难见到叙述自己如何与传教士讨论时政、如何因阅读西书有感而写作的情形。

康有为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而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维新领袖。

他自述转变过程说：“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

薄游香港……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八年壬午……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光绪九年……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即科举），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精。”

从而逐渐形成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厉行变法维新的思路和决心。

后来他所写就的各种变法上书和文献，都贯穿着西学的原理。

变法维新的理论家梁启超，不仅广读西书，吸取理论营养，而且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把一批自认为优秀的译著推荐给广大的维新人士阅读。

康、梁等维新人士还从自己读西书的受益中感悟到自主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

三是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中国人。

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一般是西学和汉学两者兼有，教会学校还设有宗教教义。

小学和普通中学以中西文化和科学常识的基础知识教学为主，专科学校和大学则以各种专业教学为主，西学的比例较大。

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和结构，尤其是专科学校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为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

随着新式学校的发展，其毕业生逐渐由社会低层向高层分布、由教会领域向其他各个领域扩散。

如京师同文馆，1887年时有8名毕业生留馆担任教习。

到1890年，又有10名毕业生担任教习。

上海广方言馆到19世纪末，先后留馆担任教习的毕业生有9名。

中西书院到其开办十周年的1892年时，已有200多名学生毕业，并进入新兴的部门工作，“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

，也有到“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

继续学习者“数十人”

。

格致书院不仅有不少在校生毕业，而且培养了社会上的许多西学爱好者。

它从1886年起开始实行按季课试，社会上对西学有兴趣而又有所知的人均可自由参加考试，到1894年结束，连考9年；从1889年起又开始实行特科，到1893年结束，每年两次，连续5年，共计考课46次。

课艺的内容90%以上涉及西学和时务。

参加考课的人员中有1878人获得了超等、特等、一等奖，参考人员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他们的地区分布也相当广，涉及了十多个省、区。

还有一批毕业于各专门学校和留学回来的学生分布于洋务企业和海军之中，担任技术人员和指挥、驾驶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既有奴化教化中国人的作用，也有促使中国新式人文社会因素产生、发展的反作用，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单一的传统因素结构转向新旧兼有的二元因素结构，并朝着以新因素为主导的方向发展。

这种分化虽然势必带来新旧因素的分歧和冲突、引起社会的变动，但也由此推动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除了上述这三种新社会因素之外，当然还有两种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初步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况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