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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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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于是他循周公之典范，以《周礼》为蓝本，敷教言治，表现出浓厚的古文经学的倾向。

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康有为虽为晚清今文学经学的重心，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常州学派的经学比较一致，但其以经世致用为标志，尤其是其早年曾精心研究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等，似也是不诬的事实。

在乡间的几年，康有为在大量阅读中西典籍、营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准备科举考试的内容。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是青年知识分子走向仕途、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1888年5月，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乡试，并因特殊的机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是年6月19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以光绪帝年已十八，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锻炼，已经能够处理军国大事，遂宣布于明年正月皇帝成婚之后，即由光绪皇帝亲政。

同一天，光绪帝也发布上谕，表示接受慈命。

清廷最高权力和平交接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人们感到随着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中国的政治局面很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在京城待考的康有为或许因刚刚去世的张鼎华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与朝中大臣略有走动，当他得知光绪皇帝将要亲政的这一消息后，也与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格外兴奋，萌生上书清廷、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是年9月，康有为游西山，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几年来一直深藏在胸的忧国忧民情怀油然而生。

他觉得，中国自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以来，国势日蹙，在远东的大国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20余年的洋务活动并没有将中国变成真正的强国，中国如果不抓紧时机在未来的几年及时变法，恐怕还会继续沦为东亚弱国。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于1888年11月16日上书朝中大臣翁同龢、潘祖荫、徐桐，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所处环境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应兴应革诸问题。

康有为的建议在朝中大臣那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京师哗然”

，证据是这些大臣与康有为这一介布衣开始了交往，并请康有为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一些大臣代拟奏章。

或许正是在这些大臣，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侍郎沈曾植、御史屠仁守等人的鼓励和默许下，康有为于1888年12月10日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历陈中国处境危险的真相，“极言时危”

，建议皇上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及时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建议。

按照清朝既定的政治体制，科道及四品以上京堂方有权专折奏事，四品以下的官员如有条陈，须有所在衙门的高阶官员代奏，或呈请都察院转呈。

而康有为当时是没有任何功名的一介布衣，根本无权上书皇帝。

他先是托请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遂将这份万言书转呈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然翁以康有为的上书中“语太讦直无益，祗生衅耳”

为由加以拒绝。

至于上书中哪些部分“语太讦直无益”

，多年之后据康有为打听，主要是因为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

，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批评清政府用人之“失宜”

。

而张佩伦刚刚因为批评清政府用人政策的失误遭到处分，怎能指望翁同龢在这个时候为康有为这一介布衣去冒险呢？

翁同龢拒绝转呈康有为的万言书后，盛昱又转请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

祁对康有为的“忠义”

精神颇为嘉许，约定时日到都察院呈递，不料届时祁推托有病，拒绝代递。

康有为又致函徐桐等大臣请求帮助，也毫无效果，第一次上书终因九宫深远而难达天听。

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这一非常的举动不仅开启晚清数十年无布衣诸生上书言事的先例，而且实在是对当时沉闷的晚清政界、思想界投入一块巨石，乃至举国惊哗，“咸骇为非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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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赞成、默许、支持者有之，而公开反对者也不少，“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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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由此承担了不小的压力。

心灰意冷的康有为接受其好友沈曾植的劝告，不再昌言国事，而以金石陶遗、历代碑刻、书法绘画为事。

在此后数月中，暂居京师的康有为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始著其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

又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有交情，也尽量帮助这些大员起草一些奏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曲线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