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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4页）

。

然而此时的朝政委实过于黑暗，吏治过于腐败，不独不能变法，即便旧政风纪，也很难维持。

久居京师，目睹如此政局，康有为的失望自然而然地日趋加重，“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

。

1889年9月11日，康有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了北京。

临行前，作有一诗言志：

眼中战果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万水啸青锋。

康有为看到了中国的危机，自况为卧龙先生诸葛亮。

他虽然不得已抚剑长号归去，但似乎也有再回京师一展宏图的信心。

郁闷的康有为出都之后，一路游山玩水，至1890年1月春节前夕方回到广东故乡。

春，移居省城广州，暂居徽州会馆，后移居其曾祖父的故居云衢书屋，计划在这里通过讲学培养人才，凝聚力量；同时，“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

，创建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

康有为对古文经学的怀疑由来已久，但真正将这种怀疑形成体系，应当是他受到廖平的启迪之后。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

原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旋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五译，又更号六译。

1874年，入县学为诸生。

时，张之洞督学四川，请当时今文学大家王闿运主尊经书院，廖平以学识被选拔入学，遂成为王的弟子。

王闿运（1832-1916），湖南湘潭人。

字壬秋，一字壬父，因所居名湘绮楼，故晚年号“湘绮老人”

，学者称“湘绮先生”

。

王闿运青年时代即以文才有名于时，后入京应礼部试，落第后一度在京逗留，依附主持朝政的肃顺，及肃顺被逐，返回乡里不出。

后参与曾国藩幕，而曾国藩不能用，独谓闿运文不慧业，目为著述之才。

闿运亦自负其才，睥睨一世，貌似和谐，内实骄矜，故每到一处，都与人不和。

于是退息林泉，无意用世，欲以教学著书终其身。

后曾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聘主讲成都尊经书院，终日为诸子讲说，多发明《公羊春秋》之义，其后开廖平今文经学一派。

后归主长沙校经书院，移衡山船山书院，又一度出任江西高等学堂总教。

弟子著籍者甚众，岿然为一时大师。

其学推崇《公羊》何氏注，是晚清今文经学阵营中的重要人物。

对王的学术宗旨及对其学术价值的评估自晚清以来便不一致。

皮锡瑞认为，王闿运的学说新而有据，异于宋明诸儒。

这是对王闿运的学说持赞成态度的评价。

而其他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王闿运虽以治《公羊》闻于世，然故文人耳，经学造诣甚浅，无甚发明；其学术价值似乎尚不及常州学派的今文学者孔广森的著述，大抵王氏说经，想摆脱旧有传注，自成一家，其流弊乃至杜撰出奇，为世所讥。

有人骂他“开著书笺《易》之路，成末流蔑古之风”

，不是没有根据的。

大抵他一生治学，不外以抄书为注书，以翻史为读史，恃其才大，不能仔细做朴学笃实功夫，所以著述虽多，可传者少。

王闿运的经学造诣确实不高，但其对近代中国学术进程的影响颇大。

他那以文人的见解对儒家经典尤其是《公羊传》的浅薄解释，深深地启发了他的学生廖平。

廖平受其影响，毕生致力于经学，尤其是《公羊春秋》学的研究，著书甚多，结集为《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