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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5页）

不过廖平的思想并非前后一以贯之，其前后期的学术见解变化很大。

他最初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重要区别仅仅在于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的礼制祖《王制》，古文经学的礼制宗《周礼》。

此即其思想之第一变。

稍后他认为，今文经学为孔学之真，所谓古文经基本是刘歆所伪，因此他竭力攻击王莽、刘歆的古文经学，以为古文经学与西汉正统的今文经学“天涯海角，不可同日而语”

；又鼓吹孔子受命改制，为“素王”

。

凡此，都表现出他鲜明的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对与此同时的康有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追随王氏治经学之后，廖平举于乡，成进士，用知县，以亲老不欲其远行，请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

1889年6月，他应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赴广州，居广雅书院。

对于廖平的学术见解，康有为应该早有所闻。

他在与廖平见面之前，曾在他的朋友沈曾桐那里读到廖平的《今古学考》，对廖平的学术见解深表钦佩，引为知己。

1890年春，康有为从乡间来到省城广州，寓居徽州会馆的时候，得知廖平在广州，遂由同乡黄绍宪（字季度）居间介绍，往访廖平于广雅书院。

廖平并将自己已成的著述《知圣篇》《辟刘篇》赠给康有为，请其指教。

康有为回去阅读之后，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批评廖平，斥其“好名骛外”

，不该轻变前说，劝廖平将这两篇文章尽快毁掉，以免贻误后学。

廖平答以面谈后再决行止。

过了些时日，廖平到徽州会馆回访，向康有为仔细地解释了自己学说之所以变化的原因及学术上的根据，终于说服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

，但远不及今文经学的“灵活”

；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

，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

。

于是康有为尽弃其先前的古文经学立场，而转向廖平以及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决定利用今文经学的特点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阐释，以创建和完善他的关于变法图强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上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廖平的经学一生六变，对康有为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其第二变，其著作为《今古学考》以及由《今古学考》而改写的《知圣篇》和《辟刘篇》。

《今古学考》成书于1886年，该书的宗旨为，据《五经异义》所立今古两百余条，专裁礼制，不载文字，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

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为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

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

后来到了郑玄，“混合今古”

，实在是“违古”

。

为了纠正郑玄的问题，廖平治经于此时力与郑反，旨在将郑玄所误判的地方区别出来。

廖平认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廖平最初的经学见解。

仅仅两年的时间，到了1888年，廖平自变其说，以为六艺皆新经，非旧史。

以尊经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作《辟刘篇》。

在《知圣篇》中，廖平对古文家乃至乾嘉汉学都提出了批评。

他指出：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汉学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古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王莽、刘歆，与西汉古文经学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

这里对刘歆、王莽的攻击便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见解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