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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6页）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辨析今古文，实启导于廖平。

但对于此点，康有为素来忌讳莫深，不愿承认。

而廖平对此则直言不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指出这一点。

反复向世人强调，外间所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新学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

总之，廖平认为康有为的两部重要著作都与他的《知圣篇》《辟刘篇》有关。

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可能因袭廖平著作的问题，廖平不仅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而且在当时也曾直接致信康有为进行争辩，然而康有为则始终不愿承认其思想见解直接来源于廖平，但曾协助其编写《新学伪经考》的大弟子梁启超对此则直言不讳。

他曾明确指出，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为古文经学，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

显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有受之于廖平者，但其论证、阐发的基本路数似乎是康有为的发明，并不与廖平的学术思路完全一致。

换言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肯定受到廖平的思想影响，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康有为不愿承认而已。

但是到了后来，当康有为比较能够冷静地反省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时候，他还是多少交待了自己的学术渊源关系。

他在1917年所作的《新学伪经考后序》中比较隐晦地承认《新学伪经考》的一些观点与廖平的某些见解暗合，但他依然不愿意坦率地承认他曾受到廖平的直接影响，甚至以为廖平的见解没有他的《新学伪经考》来得彻底，而是介于今古文之间的模糊看法。

应该承认，廖平的今古文学术分析确实没有康有为的见解来得彻底与明白，然惟其如此，正可将廖平视为康有为的学术前驱。

如果廖平将一切都讲得很明白，那么哪里还有康有为后来发挥的余地呢？

事实的真相可能是，康有为在与廖平在羊城会面之前，或许已对古文经学产生过某些疑问，但经与廖平“两心相协”

的交谈之后，康有为的见解便更加明确，于是有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廖平是康有为的学术前驱，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康有为思想学术的独创性。

康有为至死不愿承认廖平学术对他的直接影响固然不对，但廖平将康有为的独创性全然不顾，反复强调自己对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也是促成康有为愈趋反感而更不愿承认的直接原因。

对此，还是梁启超的分析有点道理，他说：康有为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

其渊源颇出自廖平，不可诬也。

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康则言义。

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

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自南海始也。

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制，此康之言也。

换言之，也就是美国学者勒文森在分析廖平与康有为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廖平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康有为积极地干预现实政治并以今文经学作为干预政治的工具，事实上康有为在后期建立孔教会时就更加完全不顾今文、古文的区别；而廖平只是一个纯粹的儒生，表现出明显地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为儒学而儒学”

的特点。

这或许可以说明职业思想家与政治实践家之间的区别，更可以明了康有为与廖平之间的学术联系。

二　万木草堂讲学

大约在与廖平见面的同时，1890年4月间，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

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

广东南海西樵乡人。

他少年时代就攻读过乾嘉汉学大师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能考据，18岁即著有《广经传释词》，纠正王念孙、王引之著作中的某些不足，由此可见陈千秋的旧学功底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

他与康有为见面之后，相与讨论《诗经》《礼记》等儒家传世典籍中的问题，康有为也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

语及身世家难，陈千秋哀感涕下，而康有为则因以生死之理告之。

既而，康有为又向陈千秋讲解他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即尧舜三代之文明，皆为孔子所托，闻则信而证之。

既而则告以人生马，马生人，人自猿猴变出，则信而证之。

乃告以诸天之界，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轮之界，各有国土、人民、物类、政教、礼乐、文章，则信而证之。

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则信而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