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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8页）

其要点主要有：（1）西汉经学，并没有后来学者所说的所谓古文，凡后来学者所说的古文皆为刘歆所伪作；（2）秦朝焚书的实际效果过去被严重高估，其实秦王朝焚书坑儒并未危及儒家六经，两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3）孔子时所使用的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4）刘歆弥缝其欲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5）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这几个学术看法，通过并不太复杂的历史考证方法，打掉正统学派所尊奉的古文经典的神圣灵光，而断定这些古文经书只是“记事之书”

，淹没了孔子作经以托古改制的原意，孔子之道遂亡矣。

如果仅就学术史本身来说，《新学伪经考》的价值确实并不值得称说，它决不像后来的辨伪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极重要和精审的“辨伪专著”

。

它的漏洞至为明显，“属词也肆”

，“制断也武”

，“立宜也不稽”

，“言之也不怍”

。

甚至曾经协助康有为撰写此书的梁启超也不能不承认此书在学术上确实存在不尽人意或牵强附会之处，以为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

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

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与康有为同持今文经学观点的皮锡瑞也指出：《新学伪经考》“以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所见相合。

惟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

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

不过，康有为的这些见解是否适当是另一问题，但其对晚清思想的冲击则是相当明显的：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显然，《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并不在于学术的层面，它的真正价值主要还是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理论提供一种历史的和哲学的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也不必从学术上去与康有为过分较真。

就政治层面而言，《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正式刊行，立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据康有为1917年所作《新学伪经考后序》称，《新学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群起，朝野哗然。

甲午二月，康有为入京会试未第，六月归粤，七月，清廷即下令焚禁《新学伪经考》。

戊戌、庚子，又两次奉旨毁版。

由此也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

从思想政治层面反对《新学伪经考》的理由主要是：这部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

他们指责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

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

他们除了咒骂之外，似乎也没有从思想理论层面进行有力的反驳。

《新学伪经考》刊行之后，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1892年开始写作《孔子改制考》，至1896年完稿。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正面阐发被古文经学所淹没的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

他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六经中之尧舜文武，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武之事实也；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义。

这就轻而易举地将孔子的偶像作为自己变法维新的王牌。

《孔子改制考》虽说为维新派寻找到了变法革新的王牌，也自然遭到守旧者的猛烈攻击。

张之洞因康有为昌言“孔子改制”

而一改先前对康有为等人的支持，王先谦更是对此大加攻击，必欲致康、梁于死地而后快，他不断地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施压，迫使陈建议清政府下令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的书版自行销毁。

苏舆甚至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肇始于南海康有为。

康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