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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8页）

的有机结合，为西方社会建立了良性的循环秩序，不仅促成了西方的强大，而且推动了西方在“德慧术知”

诸方面远较我中华民族领先。

故所谓耕凿陶冶，织纫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

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

推求其故，严复认为，这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

将西方近代的社会精神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已触及中西社会差异的本质问题，也在根本点上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中国不进步则罢，中国如欲向西方学习，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就只能沿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的道路前进，舍此则别无他途。

显然，严复的这些观点已不是在中国旧有的观念中进行修补，而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意义。

当严复在天津“突发高论”

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正在北京谋组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严复与康、梁的思想见解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则有同有异，所以严复也很快与梁启超取得联系，探讨各自观念的异同。

对于上海《时务报》的创办，严复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但他出于与康、梁几乎完全相同的心情，曾经给予很多的支持。

他在致汪康年、梁启超的信里对《时务报》称赞有加，以为“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

，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而已。

他还随信附寄汇票百元，以表其“乐于观成此事之心”

。

《时务报》重新发表严复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自然扩大了影响范围，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赞成者拍手称颂，反对者则深恶痛绝，视为洪水猛兽，原本对严复一度尚有好感的张之洞竟然急令屠仁守撰写《〈辟韩〉驳议》，并强行要求刊登在《时务报》上。

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供稿，只是严复在维新运动中所作贡献的一个方面，而真正确立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工作，还是他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租界所创办的《国闻报》。

此报由杭辛斋、王修植主持，日出1张，计8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对折成4面，每日8000至1万字。

《国闻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上谕及直隶总督府的公文；路透电报；社论及全国性的重要新闻；地方新闻，首天津本地新闻，次京师新闻，次保定新闻，次山东、河南等北方各省新闻，次西藏等地新闻，次东南各省新闻；次外国新闻。

至于《国闻报》的办报目的和宗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强调以“求通”

为其根本宗旨，而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从国家的立场而言，必以通下情为治国之要义，下情不通，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则国必弱。

而进入近代之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趋增多，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中国都不可能再如过去那样闭关锁国，独自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通外情，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则国必危。

基于这两通的原则，《国闻报》当然以沟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根本宗旨就是强调民主，强调学习外国、改造中国，使国家富强起来。

故而《国闻报》出版不久，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

，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与南方的《时务报》地位相埒的重要报刊之一。

严复等创办人感到日报的文章很难有深度，遂决定仿《泰晤士报》的先例，在办好《国闻报》日刊的同时，又于1897年12月8日创办出版旬刊《国闻汇编》，并由严复、夏曾佑负责主编。

10日1册，约3万言。

《国闻汇编》的创刊宗旨显然是为了弥补作为日报的《国闻报》之不足，有意识地系统介绍西方的新知识和西方各国新闻的深度报道。

其第一册所载《国闻汇编叙例》规定其内容为：译泰西名论第一，译俄国各报第二，译英国各报第三，译法国各报第四，译德国各报第五，译美国各报第六，译日本各报第七，述各国近闻第八，述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近闻第九。

显然，《国闻汇编》的重点在翻译东西各国的一些重要言论和重要著作。

基于这样的方针，《国闻汇编》从第一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斯宾塞尔劝学篇》，从第二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第一册还发表有伍光建的《欧洲政治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