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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转移风气（第5页）

当梁启超来湖南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和康有为的理论时，叶德辉便对康有为所持并作为变法理论根据的今文经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他指出：康、梁的所谓今文经学“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

。

“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傺侘不遇之悲。”

此种“煽惑人心，处士横议之风，不图复见于今日”

。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过是野说、邪词，“作者论学则强人以难，居心则导人以逆，乃独借讲学以文其奸，殆亦鹦鹉能言之类耶”

；“作者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于是康有为之邪说乃大行于湘中，而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

有世道之责者，其能嘿尔不语乎？”

王先谦、叶德辉的联手，再加上湖南学界因维新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失意沦落的其他守旧人物，使湖南的旧势力日益强大，并足以遏制新思想的继续传布。

在南学会开讲之后，这股势力对南学会与时务学堂连为一体甚为愤怒，他们先是利用岳麓书院的学生对时务学堂发难（见前节），继则将矛头直接对准南学会。

1898年4月9日，叶德辉致函皮锡瑞，肆意攻击南学会，对皮氏在南学会的系列演讲施加压力。

此后他又连续三次致函皮氏，对南学会多有指责。

叶氏与皮氏本有交情，但他连续施压，遂使皮锡瑞深感为难，遂“以时事方亟，不宜互争意气，答书解说”

，在无法说服叶德辉的情况下，皮锡瑞只好于6月8日离湘赴赣，仍主经训书院的讲席。

由于他是南学会认定的主讲人，因此他的离去不仅使南学会的系列演讲停顿，而且在长沙学界引起一系列反响，“浮言更甚”

。

在皮锡瑞离开长沙之前的5月15日，曾广钧应邀在南学会作演讲，在谈到保种保教时，“人一闹而去者大半”

，南学会的系列演讲至此彻底结束，湖南守旧势力在与南学会的冲突中赢得了初步的优势。

6月3日，即皮锡瑞离开长沙的前五天，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被邵阳士绅驱逐出境，所谓“罪名”

是守旧势力认定其为：“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

而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也对樊锥竭力诋毁，称樊锥“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与？真汉奸之尤哉！”

宣布樊锥大逆不道，即便处以极刑，犹未足以弥补其罪责于万一。

南学会的成立和其初期活动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标志是继南学会之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新学会风起云涌，仅湖南境内，在南学会的影响下就成立有龙南致用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明达学会、群萌学会、公法学会、学战会和法律学会等。

龙南致用学会由江瑞清等人发起成立，并得到邹代钧的帮助和支持。

成立时间为1898年2月，会址最初设在龙南西竺山寺山门内。

致用学会的宗旨为以合群延请算学老师教授本会同人子弟，强调：“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

该会成立之后每月集会三次，探究学问，质疑问难，并依靠各方捐资购置了不少西学书籍，供会友自由借阅。

任学会1898年3月成立于湖南衡州，发起人有陈为镒、杨概、萧邦恒、萧邦怿等，其成立宗旨为“立志在宏毅，以能力任艰巨为主”

。

任学会成立之后的初步计划与当时所成立的一些新式团体一样，不外乎设立藏书机构、刊刻相关丛书等。

该会比较有特色的计划主要有：设立报馆，以专门刊载新政方面的新闻及会中同志的相关著述；计划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设立新式学堂，进行新式教育；至于任学会的发展规模，任学会的创办者也有相当宏伟的计划，他们准备从衡州开始，逐步向外扩展，“海内同志愿与乐成，分立斯会者，本会即视同一会，必不以方域歧视”

，犹如西方的宗教团体和红十字会等，甚至计划在经费更加充裕的时候，选派会中同志游历海外，开拓能力，考察各国天文、舆地、政治、商务、学校等。

由于该会有如此的追求，因此任学会自我要求：“必须自练学问，物色英才，仿孔门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