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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3页）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关于创设京师大学堂的决定，似乎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真正重视。

6月26日，光绪皇帝再下谕旨，对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因循、延迟提出批评，命他们就创设京师大学堂的事情“督饬司员，克期议复。

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这才真正引起那些官僚们的重视。

6月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参照日、英等国大学体制拟定了五条办学大纲，就京师大学堂及其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关系、选址原则、功课设定、款项的筹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来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启迪作用。

有了李盛铎的规划，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根据这些建议，并参照先前中外各家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研究，就京师大学堂的体制、规模以及所需的人才、物质支持等方面于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和详尽章程，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方才真正启动。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后来由梁启超代为执笔起草。

梁启超参酌英、美、日等国已有的制度，制定了这份详细的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大学堂的权力归于总教习，而管学大臣则形同虚设。

管学大臣孙家鼐看到梁启超拟定的大学堂章程后勃然大怒，他以为梁启超在章程中将大学堂的日常事务的权力归诸总教习是别有用心，于是与康有为反目成仇。

7月17日，孙家鼐向清廷呈递了一份举报康有为的奏折，称康有为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及《孔子改制考》等，昌言《公羊》之学，杂引谶纬之书，牵强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称《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

“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

孙家鼐建议清政府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的内容一律删除。

光绪皇帝在得到孙家鼐的奏折后，只是着军机大臣传旨孙家鼐，再令孙传旨康有为而已，似乎有意调解孙家鼐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或误会。

同一天，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向清廷呈递一份要求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而正是这份奏折引发孙家鼐与康有为之间更加剧烈的冲突。

这份奏折中首先罗列了报馆的四大好处：一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二是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三是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四是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有利于新政的宣传与推行。

奏折建议应该出资主持一份属于政府的官报，并建议将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先前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将改版后的《时务官报》移至京师，并入译书局，委派梁启超前去主持。

如译书局之例，在上海设立《时务官报》分局，梁启超可往来京沪，总持其事。

奏折还建议政府将民间的其他报纸收归国有，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

光绪皇帝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表示意见，而是按照程序批转给管学大臣孙家鼐斟酌处理。

7月26日，孙家鼐向光绪皇帝提交了处理意见：

1.不同意调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既开，亟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调梁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

2.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并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一是《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

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时务官报》既为政府主办的报纸，就不能如民间报纸那些自由议论，应该规定该报不得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是翻译外国报章杂志上有用文章，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三是《时务官报》的经费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政府不必强行要求各省督抚用公费订阅和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

3.对于康有为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孙家鼐提出反驳，以为“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近代西方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

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

现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皆有报馆，建议政府谕令各省督抚饬各处报馆凡有出版，均应呈送督察院一份、大学堂一份，然后由督察院、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则明，无偏听之弊。”

孙家鼐的建议虽然不合乎康有为的需要，但毕竟合情合理，于是当天就获得光绪皇帝的批准。

康有为的想法无法获得实现，与其在中央政府层面政治处境的日趋恶化有关，就连先前比较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军机大臣廖寿恒，也在同僚及舆论的压力下发生转变。

据康有为后来回忆：“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

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

这势必对廖寿恒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为了官场上的自我保护，廖寿恒只能选择与康有为等人逐步疏远的策略。

他建议光绪皇帝关于《时务报》改官报的事情，应该由康有为找孙家鼐协商，似乎有意于将康归之为孙家鼐的部属。

并且他建议今后凡有关报馆的事务均由管学大臣孙家鼐递折，先由军机大臣传旨与康有为，令康告知于孙。

这种种推托的唯一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拉开距离，实际上只是政治场上的一种自我保护而已。

廖寿恒的建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同僚的共同看法，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促使孙家鼐敢于提出反建议将康有为以调虎离山的办法驱逐出京城。

孙家鼐调康有为督办官报局的反建议确实促成了康有为陷入“陷人自陷”

的困境，但孙的建议根本不提官报局的经费问题，为康有为的反击留有足够的余地。

7月31日，康有为呈递《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表示接受督办官报的委任，但同时提出比较苛刻的经济资助条件，建议清政府慎重考虑经费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依旧例用类似于公款订阅的方式加以通融，将皮球又踢到了孙家鼐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