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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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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倾向而言，王照虽然对康有为的某些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持批评态度，但他无疑与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康、梁等人为同道。

康有为等人也对他寄予相当大的期待，他的上书与康有为有关，而上书受挫的消息自然也为康有为等人所关注。

王照本属于年轻气盛的少壮派，原本就对怀塔布、许应骙阻止他上书有很多不满，于是在康氏兄弟的鼓动下，上书弹劾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挠新政。

王照的坚持终于惊动了光绪皇帝。

9月1日，光绪皇帝就怀塔布、许应骙阻挠王照上书的事情作出批示，着将怀塔布、许应骙等交吏部议处，重申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

随后他又在上谕中宣布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即行革职，并对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给予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礼部六堂官一并即行革职的处分以及对王照的奖赏震动了朝野。

此后各部院主管对于臣民的上书一般说来再也不敢无故拒绝，行政效率有所提高；青年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僚更加关心国政，勇于上书言事，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在此后的半个多月中，各衙门所收到的建议书越来越多，政治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光绪新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四　超常升迁的军机四章京

因礼部六堂官的革职而引发的人事变动还在继续。

9月5日，清廷委任裕禄、李端棻代理礼部尚书，任命王锡蕃、徐致靖等人代理礼部侍郎；任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军机四章京的提拔是戊戌年间的一件大事。

他们四人在政治倾向上都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改革，都具有新思想和相当的行政能力，但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所处阵营并不一致。

杨锐为张之洞登堂入室的“第一亲厚之弟子”

，为张在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耳目，多年来不间断地向张之洞提供京城中的重要消息。

在政治倾向上，杨锐比较认同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但对康过于激进以及树敌太多也甚为不满。

他并不以为康有为是主导改革的理想人物，所以他与康梁系的关系若即若离，他心目中最有能力主导中国全面改革的理想人物当然还是他的恩师张之洞。

与杨锐的情况相类似，刘光第也是张之洞的亲信与心腹，他对康梁系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很不以为然，似乎也不愿与康有为有过多的接触。

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与杨锐一样，都是陈宝箴受张之洞的示意而保荐的。

林旭的情况与杨锐、刘光第稍有不同。

杨、刘为四川人，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而林旭为福建人，少负才名，为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孙女婿，与康有为关系比较密切，对康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也比较佩服。

他的升迁与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相反，他在出任军机章京之前却是康有为的政治对手荣禄的幕府中人物。

至于谭嗣同，他的出身与经历与杨锐、刘光第、林旭都不同。

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因此他不仅拥有很好的行政资源，而且见多识广，博学多闻，遍识天下英才，与康、梁的关系相对说来比较密切。

在政治倾向上，谭嗣同不仅高度认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康有为走得更远。

他甚至认为一个新的中国不应该重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而要废除君主专制体制，因为君主以天下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他发誓要冲决网罗，**涤旧俗，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形态。

在陈宝箴主导的湖南维新实验中，谭嗣同应邀参加，是湖南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在南学会的一系列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对于唤醒湖南人的觉醒，对于湖南局部维新风气的形成，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第三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出面保荐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谭嗣同坚定地站在康有为的一边。

杨锐、刘光第、林旭及谭嗣同被保荐为军机处章京的时间不一，陈宝箴保荐杨锐、刘光第为8月5日，王锡蕃保荐林旭为8月29日，而徐致靖保荐谭嗣同则远在6月13日，而他们四人的合并任命则为9月5日。

所以从很多迹象上看，军机四章京的任命应该与礼部六堂官的革职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光绪皇帝感觉到原先的旧人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狃于积习，不能实力奉行”

，已严重影响了新政的进程，因此有必要用一批政治新锐去影响他们、替换他们，从而推动新政的健康发展。

军机四章京获得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特别交代他们四人要尽心尽力协助朝廷推行新政，且要与军机大臣们搞好团结，并在程序上规定他们的所有建议都不存在着绕开原先的体制进行运转的可能，而是一如先前，由军机大臣们呈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