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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6页）

按照当时的行政体制，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重要政务部门，当时的六名军机大臣每日都有机会面见光绪皇帝，就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提出对策，用“面奉谕旨”

的名义向各部门、各地方的官员发布指示。

军机大臣的属僚称“军机章京”

，或称“小军机”

，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以及接受皇帝或军机大臣的委托，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方案。

军机章京的正常出身，一般由中央各部院司员中选拔，经过专门的考试后依次递补。

由于这些军机章京较一般大臣有更多的机会与皇帝和军机大臣们相处，他们的地位实际上相当的特殊，很受各部院主管及地方督抚们的重视。

光绪皇帝突然直接任命的四位年轻的军机章京，具有明显的政治新锐特征，他们的到来不能不引起原有章京们的恐惧和不安。

按照光绪皇帝的设想，新任四章京与原来的章京们并不构成利益与工作方面的冲突，新任四章京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参与新政，而原来的章京们还继续已有的文秘工作，他们的分工至少在光绪皇帝那里也是相当清楚的，而四章京也是这样做的。

问题在于，四章京的这一特殊分工使他们介于军机大臣与章京之间，他们虽然没有军机大臣的名分和地位，但其功能却与军机大臣相仿佛；他们虽然也被称为“章京”

，但实际政治地位却又比那些原先的章京高得多。

所以，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不仅与原先的章京们发生冲突，即便是与那些军机大臣们也很难真正和睦相处；再加上光绪皇帝确实对那些暮气沉沉的军机大臣们推行新政不力严重不满，许多事直接交代给四章京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军机大臣们的存在，军机大臣们对许多重大事务茫然无知，这自然恶化了四章京与军机大臣们之间的关系。

而四章京年轻气盛，自恃有皇帝的特谕，对于皇帝交代的事务自然尽心尽力，却也很少或根本不与军机大臣们沟通。

这样一来，四章京原本与军机大臣们并不构成矛盾，现在却也成为对立的态势，这都为后来的政治变动留下伏笔。

新进军机四章京的政治品格无可挑剔，就其政治倾向性而言，也基本上都认同于以光绪皇帝为主导的新政改革，他们受命于光绪皇帝，效忠于光绪皇帝，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

但是，由于年龄、性格、出身以及各自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他们四人在行为方式等方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

相对说来，谭嗣同在政治上比较坚定与坚持，自然也就比较偏激与激进，受康有为的影响也比较大；受张之洞的影响，杨锐比较稳重与老成，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革，主张用新人而不弃旧人，举凡涉及人事的变动，强调以稳妥为主，不要人为地制造改革的对立面，不要将那些原本并不坚定反对改革的人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刘光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本性淳朴，富有正义感和事业心，但由于久居京师，熟悉官场，所以他在政治上和杨锐一样，不主张采取激进的变革措施，更没有康有为式的凡事必须分出新旧的思维逻辑，而强调任何改革都应该尽量团结所有的人，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应该循序渐进，以社会的承受力为衡量改革力度的尺度；军机四章京中年龄相对比较小，也比较盛气凌人、恃才自傲的可能是林旭。

光绪皇帝的赏识、荣禄的提拔、康有为的看重，都使林旭觉得有一种“舍我其谁”

的自负，这势必在有意无意中恶化军机四章京与各方面关系，乃至军机四章京内部的关系。

据杨锐在家书中自述，根据分工，他与林旭同在一班轮值，谭嗣同与刘光第在另一班。

他们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对于所有发下来的条陈都必须仔细阅读，签署意见，分别是否可行，然后决定是否进呈御览。

这些工作本相当繁重，他们四人与其他章京的关系也已相当紧张，四人之间也并不能很容易获得一致，每每发生不必要的分歧。

据他的看法，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最好，处处按照康有为的意思去办；不过谭嗣同为人尚算正直，在轮值的时候“尚称安静”

，按照规矩办事。

而林旭“则随事都欲取巧”

，对于所批阅的文件、条陈并不太上心，签署的意见“有甚不妥者”

，对此，杨锐必须三番五次地“强令”

林旭修改，有时甚至强令修改三四次方能通过，杨锐担心这样下去他与林旭的关系很难相处。

由于四章京上任不久就发生了政变，他们四人一起登上了断头台，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如杨锐所担心的那样发生。

在他们共同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那半个月里，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应该说还是主流，也有流传至今的佳话。

比如9月8日，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创邪说舞文诬圣，聚众徒假权行教，“觊觎非常，大有教皇中国之意”

，请求清廷斩康、梁以塞邪慝之门，以快人心，以申天讨。

光绪皇帝得读此上书后深感事关重大，此书所反映的果真属实，康、梁必遭杀身之祸。

为了保护康、梁，光绪皇帝将此书批转军机大臣裕禄，并示意裕禄转交与康、梁关系密切的新进军机章京谭嗣同逐条驳斥。

谭嗣同见疏之后极为愤怒，在其所起草的谕旨中建议诛杀曾廉，以遏制反对势力对新政的攻击，对新人的陷害。

光绪皇帝没有同意谭嗣同的建议，以为“甫诏求言，而遽杀人以逞，非所以服天下也”

。

第二天，谭嗣同再次请求光绪皇帝诛杀曾廉，光绪皇帝“卒格不下”

，依然觉得诛杀的办法不合乎新政的精神，继续责成谭嗣同还是从道理上驳斥曾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