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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7页）

谭嗣同在逐条驳斥曾廉的同时，并表明可以担保康、梁对大清王朝和光绪皇帝忠贞无二，公开表示“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

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

与谭嗣同同班轮值的新进军机章京刘光第也毅然在谭嗣同起草的文件上署名，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

谭嗣同、刘光第等新进军机章京勇于负责、勇于担当的正义之气深深地感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决定此事就此结束，并没有将曾廉的弹劾奏折呈送慈禧太后。

新进军机四章京的任命就本意而言并没有主动挑起所谓新旧冲突，但在客观效果上确实加速了政治层面的人事分化，引起了许多无谓的纠纷，也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了许多伏笔。

后来他们四人被慈禧太后下令予以残酷地杀害，都和他们在那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的活动有关。

五　裁冗署

光绪皇帝任命军机四章京并没有结束政府改组后人事变动的后续动作，四章京上任之后的第二天，清廷任命裕禄在总理衙门行走并兼任礼部满尚书，任命李端棻为礼部汉尚书。

至此，礼部的改组方告完成。

而同一天，清廷还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

15日，光绪皇帝接受张英麟的保荐，着广东候补道林合峒等来京预备召见。

至少到此时，表明政府改组的后续动作在继续进行，没有停止的迹象。

擢新人、黜旧人，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是新政改革的需要。

一大批被废黜的旧官员在内心深处当然对此不会满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见解问题，而是关涉每一个官员的实际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而那些新获提升的年轻官员虽然具有许多新思想、新见解，虽然发自内心真诚支持新政改革，但他们在官场上的经验毕竟不太丰富，政治上也不太成熟，对许多事务的处理过于简单。

这样势必加速政治生态的恶化，许多具有旧思想、旧手段的官僚即便先前有着无数的矛盾与冲突，他们又在应对新政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重新集结起来。

与擢新人、黜旧人相近且在某些程度上相重叠的是裁冗署、设新局。

这一具有明显的行政体制改革特征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深了清廷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慈禧太后对新政的怀疑与忧虑。

他们担心如果一味对新政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支持和迁就的态度，可能会损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影响满洲贵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这是他们先前之所以支持、同意进行新政改革的前提与先决条件，所以一旦这些前提与条件受到影响，他们自然会收回对新政改革的支持，从而阻止改革的进行。

这也是后来政治变动比较直接的原因之一。

按照康有为的判断，中国的一切问题在于政治上没有办法。

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外交问题、军事改革问题等，都可迎刃而解。

而中国政治上的有办法，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模式，重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

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数年间的一贯看法。

康有为关于设制度局、新政局的建议实际上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立宪政体在中国的演变。

按照康的设想，制度局主要的职能是议政和制定规则，具有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功能；新政局是行政权力中心，是办事机构，凡制度局已经议定的新政事务，皆交给新政局负责具体执行。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他之所以建议于内廷仿南书房和会典馆的旧例设置制度局，就是要废弃已有的军机处。

他觉得军机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失去先前应有的活力，对于无例可援、前无古人的新政事业，军机处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

“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

继续由军机处担当议政的功能，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可靠的。

至于在总理衙门和六部之外另组行政中心，在康有为看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六部本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而总理衙门困于外交，总理大臣也多为兼职，“簿书期会，刻无暇晷”

，根本无法担当推动变法的责任。

基于这样的判断，康有为认为不变法则已，要变法，要维新，就必须另组织制度局和新政局。

前者担负议政功能，后者担负执行责任。

有了慈禧太后的态度，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便于7月2日向光绪皇帝呈递了总理衙门的“妥议具奏”

，对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予以全面驳斥，认为如果按照康氏所请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势必给国家的行政体制带来极大的危害，严重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符合新政的精神和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劝告光绪皇帝不要听信那些政治小人的胡说八道，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固守住那些最基本的政策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