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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第2页）

9月下旬，牛拉特会见程天放时，表示了德国将继续中德合作现状的态度。

牛拉特说他曾与希特勒总理“商议远东时局多次，决定仍严守中立，只须双方不正式宣战，德对于中国之经济合作办法必仍继续。”

牛拉特表示，尽管日本曾对此事提出异议，但德国的态度“丝毫不变”

。

他还要求程天放保持这一绝对秘密，以免引起麻烦。

其时，关于德国在中日战争中应持的立场，德国政府内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

一是以希特勒、戈林及里宾特洛甫等纳粹或亲纳粹者为代表，持比较亲日的立场；一是以外交部长牛拉特、国防部长白龙柏、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政府人士，他们主张持谨慎的中立立场。

在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实际主持德国对远东政策的是这些务实的政府官员。

但希特勒也不时进行干预，使德国政策不断从中立向亲日方向倾斜。

10月上旬，希特勒发出指示：“在目前的中日冲突中，武装部队要避免采取可能以任何方式妨碍和阻止日本实现其目标的任何行动。”

他决定“要对日本采取毫不含糊的态度”

。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此时主管德国经济工作的空军元帅戈林发布了停止向中国出口战争物资的命令。

但军方一些重要人士，如参谋总长凯特尔上将、国防部长白龙柏元帅等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经与军方和外交部磋商后，10月20日戈林指示托马斯上校“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

。

随后，白龙柏向有关军事机关发出命令，许其“继续以迄今沿用的伪装方式与中国进行贸易”

。

此后，德货常常由第三国的船只通过第三国港口转运。

当日本获得有关情报而向德国提出抗议时，德外交部回答说：对于中立国船只运送外国武器，甚至德国私人船只运送德国出口武器之事，德国政府不承认有任何责任，因为远东“没有战争”

，不存在禁止此类活动的法律。

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茨泽克表示：“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

。

牛拉特则强调：“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

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

在此方针指导下，德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

由于日军封锁中国沿海，中国进口的军火大部分途经香港转运。

据估计，在战争爆发的前16个月中，平均每月有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运入中国。

其中德国军火约占60%左右。

根据德国资料，德国易货供应中国的作战物资，1936年为23748000马克，而1937年则增为82788600马克。

据一些史学家统计，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

美国国务院的情报也表明，德国确实是中国进口军火的最大来源。

据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制成的一份《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包括步枪、重炮、飞机、坦克、载重汽车、防空武器等，德国军火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据第一位，其次为苏联。

应该说，在英美观望之际，在苏联大批援华物资到达之前，德国军火对于维持中国初期的抗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这同时，总数达30人之多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仍在继续活动。

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等人积极参与了中国军事计划的制订，他们对华北、华东的作战以及日后对华北、东北甚至朝鲜西岸的空袭都提出过他们的设想和计划。

德国顾问不只是在后方从事图上作业，他们还常常深入到前线的战区指挥部参赞戎机。

华北战争爆发后不久，法肯豪森便奔赴保定，淞沪战争中又多次前往淞沪前线。

法肯豪森还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