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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第3页）

日本对德国的远东政策非常不满，一再向德国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德国停止对华供应军火，并撤回驻华军事顾问。

日本认为德国的行动“是对1936年秋德日条约继续存在的一个威胁”

，并声称：德如继续以军火支援中国，日本将不惜退出德日反共协定。

然而德国的回答却是劝日本“不要言过其实”

。

德国外交部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撤出其驻华军事顾问的要求。

他们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即意味着与南京政府为敌，德国不考虑采取这一行动。”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也对驻华军事顾问的行动加以限制，命令他们不得参与中国前线的作战。

二　陶德曼调停

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的德国一直期望中日能坐到谈判桌子上来，结束正日益扩大的战争。

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准备和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和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办法，日本是欢迎的。

"10月28日，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再次对狄克逊表示，日本不赞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联合调停，但如果德国能够推动中国政府来和谈，日本政府是欢迎的。

在收到日本发出的欢迎德国出面调停的信息之后，德国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便担当起了“递信员”

的角色。

10月29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德国愿作中日之间的联系途径，陶德曼并指出现在正是解决中日问题的时机。

陈介以中国希望先知道日本所提条件作答。

针对中国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所寄予的期望，陶德曼指出该会议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结果，奉劝中国不可抱有幻想。

这时中国方面也正在考虑停战问题。

至10月下旬，中国军队在南北两个战场上均处于不利状态，集中了31个师、13个旅在北线所进行的太原会战和集中了70万兵力在南线所进行的淞沪作战，失败的征兆已很明显。

面对国内军事的严重情况，10月25日，中国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了停战问题，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它的可行性。

会议讨论了停战对于中国军事的利弊，认为“停战对士气不利”

，但同时又指出：“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完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未经训练，故战斗力益见低劣，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

；“械弹器材、被服粮秣之积储已用至半数，后续补充堪虞，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

。

会议还认为：由于目前晋、鲁、沪方面作战成败尚未最后决出，“故在目前停战，外交形势尚不恶劣”

。

会议还就停战对于中日双方的利害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敌我双方都会利用停战来进行调整补充，但对中国有利的因素更多一些，诸如：“增筑防御工事及设备，于我有利，因我方为防御。

组织民众及游击队，于我有利，因在我国土作战。

增强各地防空组织与设备，于我有利，因我空军劣势，不能袭击敌国。

整理后方交通，于我有利，因无空袭。

军械弹药器材之输入，于我有利，因我方所购之弹药等，愈迟则到者愈多。”

因而，国防最高会议的结论是：“综观以上利害比较，停战或短期停战于我物质上均较有利。

故在有利之条件下，自可接受。”

日方在经过一番试探后，11月2日，外相广田会见狄克逊，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

该条件主要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一）内蒙古自治，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相似的自治政府；（二）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中日如能缔结和约，则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亲日首长，如不能缔结和约，华北将建立新的行政机构；（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中国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

11月3日，德外交部电令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告中国。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条件。

其时，布鲁塞尔会议刚刚开始，中国力争在英美列强的参与下解决中日问题，无意立即与日本直接谈判。

对于日方的要求，蒋介石虽未明确拒绝，但表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