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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第4页）

蒋介石的回答主要表示了中国方面的三点意见：（一）如果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二）日本人现在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不会放下武器；（三）中国现在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与会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有意要在九国公约会议的基础上觅取和平”

。

蒋介石还声称：如果中国政府被打垮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势力将在中国占据优势”

。

这就意味着日本无法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不投降的。

蒋介石表现出对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更感兴趣。

他向陶德曼提出：“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

他表示：假如德国“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作为恢复和平的最初步骤，中国愿意接受这一提议”

。

鉴于国民政府反应消极，德国的调停行动暂时中止。

中国曾寄希望于九公约会议伸张正义，结果大失所望。

会议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裁日本，而只是呼吁中日双方以克制态度来实现和平。

这对国民政府的战和政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布鲁塞尔会议之后，中国对陶德曼调停显示出较大的兴趣；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和太原会战中的失败，也迫使最高当局利用停战喘息的问题。

蒋介石本人此时显然已有意接受德国的调停。

他在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12月2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参加者有白崇禧、顾祝同、唐生智、徐永昌等人。

会议听取了外交部次长徐谟关于此事的报告。

各将领询问有无别的条件，是否限制中国的军备。

徐谟回答说：德使称别无条件，只要中方答应即可停战。

于是，各将领陆续表示同意就此条件进行谈判的态度。

最后，蒋介石表示两点：（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同日下午5点，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同意以日本先前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

但他同时表示，他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胜利者的看法”

，中国愿以协调和谅解的精神，讨论日本的要求，但日本切不可以胜者自居，将所提条件视为最后通牒，“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

蒋介石还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最低立场，即“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

战场上的胜利，使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的势力更为壮大。

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谈判姿态很不满意，要求根据新形势重新研究以后的新条件。

内相、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就曾在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上声称：“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

他认为南京政府已经陷入困境，“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作战，蒋政权显然会恢复元气，但如果我们再推它一把，它就会倒了。”

日本首相近卫也认为此时不宜对中国显示宽宏大量。

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从而根本上解决日华问题。”

日本军政首脑经过多次讨论，于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议定了《为日华和平交涉致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及有关谈判条件的极密的具体解释。

次日，广田据此约见狄克逊，提出了日方新的谈判条件：（一）中国应抛弃亲共、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本及“满洲国”

合作，实行反共政策；（二）在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狄克逊对这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提出询问，广田对他作补充说明：第一条意味着中国承认满洲国，并希望中国废止中苏条约或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第二条指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建立非军事区，在内蒙古建立特殊政权，华北政府将拥有广泛的权力，它不属于中央政府，但是在中国的主权之下；第三条指中日订立关税协定、一般贸易协定等；第四条即中国赔偿战费和日本财产损失费。

广田要求德国暂不要让中国知悉他对这四项条件的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