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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第7页）

4月30日，法肯豪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答复中陈述了撤回军事顾问的困难，他解释说：德国军事顾问是根据顾问个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而应聘的，单方面中止合同除了要在法律上承担破坏合同的责任之外，还得损失钱财，为未满期限作出赔偿。

但德国外交部决心已定，回电表示：德国政府准备为这些顾问们支付回程路费，并对与此有关的所有损失给予适当的赔偿，同时又威胁说：“此间正在考虑针对有关顾问的严厉措施，以防止有人拒绝同意撤离。”

5月21日，陶德曼奉命会晤王宠惠，希望国民政府允许德国顾问解除契约回国。

王宠惠当即表示：如果撤回德国顾问，中国国民必将以为德国将间接袒日而反对中国；“德国顾问系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他国国民亦有以私人资格在吾政府机关服务，该顾问与各该国政府，实无任何联系，自不至于涉及中立问题，望贵国政府再加考虑。”

王宠惠还再次打出苏联这张牌，声称：“如果中央政府岌岌可危，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被驱往绝境的人民将会背离政府的意愿投入苏联的怀抱。”

但德国政府不为所动。

6月13日，里宾特洛甫指令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声明：如果中国政府反对让德国顾问回国，德国将立即召回驻华大使。

同时，德国政府对其驻华顾问亦施加高压。

6月21日，德外交部发出严令他们尽快离开中国的电报称：“留华全体德籍军事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不恤。”

德国外交部警告说：“顾问中如有违反此令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

"7月初，德国顾问终于离华。

在此同时，德国与中国的军火交易也被叫停。

尽管4月27日掌控德国经济大权的戈林公布禁止向中国运送武器的通告；5月3日希特勒密令国防部全面禁止军火输华，至此德国半公开的对华军火供应宣告结束，但中国政府仍力图尽可能地维系已被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德关系，不使之过于恶化，以图继续秘密地得到一些德国的物资。

5月13日，孔祥熙请示蒋介石：是否对德国下令禁止军火输华一事提出抗议或正式质问。

蒋介石在此件上批示：“对德事暂作静观。”

中国仍在争取业已成交的德国军火能启程运华。

5月27日，托马斯对谭伯羽表示：中国已经订购的军火仍然可以秘密起运，但不能直接运往中国，须经另一国家转手，另外续订新的军火则再无可能。

这以后仍有少量军火得以从德国运出，如原定7月初交付运华的一批军火，就假借芬兰订货的名义，秘密起运赴华。

这批军火内有榴弹炮炮弹6000发，47厘米炮弹18000发，毛瑟枪5000枝，枪弹3700万发。

据《国际事务概览》载，广州失陷之后，滇越铁路所运输的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军火。

国民政府仍在积极谋求维持两国间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

经过多次的秘密接触和谈判，1938年10月4日，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该公司此时实际上已成为德国所有在华厂商的监管机构）的代表佛德博士口头达成了一个暂定以1年为期的易货贷款合同，议定中国向德国提供矿产等原料，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贷款。

这一协议显然是与德国的总的国策相背离的，因此它并未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1亿马克的贷款协议遂成泡影。

尽管这一协议未获批准，但不少德国军火及设备等仍通过香港运入中国。

此事由合步楼驻港代表和中国军方设在香港的一家商号负责接洽。

在他们的安排下，德货通过广东和海防运往广西和云南。

根据德国外交部的要求，这些军事装备只能以零部件的方式运出，待运抵中国后再行装配。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德间以货易货的交易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据统计，193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砂8962.2吨，超出了1937年的进口量，占该年德国钨砂进口总量的63%;进口桐油7293吨，占该年德国进口总量的99.7%。

即使到1939年，德国从中国获得的钨砂在1至8月间也达到了3700吨，占同期德国进口量的50%。

在这同时，德国的军火和武器等则通过易货形式不断流入中国的大后方。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但中国政府仍力图维持中德经济关系。

由于德国与英法已处于交战状态，受英法控制的缅甸和印度支那通道便对中德间的贸易加以禁止。

其时苏德订有中立条约，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协作关系，于是苏联便成为中德间贸易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输往德国的物资，便假借苏联订货的名义，从两个方向上通过苏联运往德国：一条线路是先由内地运到香港，再由苏联船只运至海参崴，然后穿越西伯利亚，通过苏联境内的铁路运往德国；另一条线路是通过陆路，由新疆运往苏联的阿拉木图，再经由莫斯科运往德国。

1939年中，尽管德国对华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达到了11020万马克（其中有一小部分系输往沦陷区）。

德国在中国的进口额中仍占有12.64%的份额，居于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