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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美迈出援华的最初步伐（第5页）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成为日本的附庸，这就不能不与早已捷足先登而在中国占有巨大权益的英、美等西方列强产生矛盾。

西方列强所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在欧洲。

在实力有限，无法东、西兼顾的情况下，列强在远东实行了退却政策，不断以妥协和让步来求取与日本的短暂相安。

对于不断发生的各种打击其在华权益的行为，列强或忍气吞声地接受，或抗议和交涉一番后再接受，没有任何坚定的反抗。

日本与西方列强关于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海关（即上海海关）税款的谈判，充分表现了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列强的步步退让。

由于英国官员占据了海关总税务司等大多数海关高级职务，有关中国海关问题的谈判主要是在英、日之间进行的。

1937年11月，日军在攻占上海后，就要求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税务司援引天津海关前例，将一向由中国中央银行存放的江海关税款改存于日本正金银行。

其实，在天津海关税款的问题上，日本已经让中国及有关列强上过一次大当。

在使用武力威胁和空头允诺诱迫英籍税务司将天津和秦皇岛两海关的税款存入正金银行后，日本自食其言，不肯继续从该税款中按比例拨付由关税作担保的各种外债份额。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江海关的税收占全国海关总税收的50%，其重要程度远非天津海关所能相比。

为此，英国和日本展开了几近半年之久的讨价还价。

11月下旬，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已对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的罗福德表示，由于上海现在正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中，在上海的中国政府机关就应当由日本管理。

冈本提出派日籍监视员到海关进行监督的要求，否则日本就要接管海关。

12月30日，冈本向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再次提出派日本监视员进驻海关的要求，声称“现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不准任何中国政府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海关系中国政府机关之一。”

对此，英方则强调中国海关的特殊性，指出：“其所以有异于其它中国政府机关者，为因其具有国际性质”

，海关的设置“既关系中外利益，复多根据中外条约的规定”

；无论海关的设置还是税款问题，跟有关列强都有关系。

因此，如要作重大变动，应于事先征求有关国家意见。

1938年1月20日，日方向罗福德提出新建议，要求他以江海关税务司名义在正金银行开立江海关税款账户，日方允诺他有权从上述账户中提取海关行政开支和该关应摊付的外债赔款。

罗福德倾向于同意以日本的这一建议为谈判基础。

梅乐和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表示反对，因为这将使“中国关税金库的钥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中国政府以往用以偿还内债和部分行政开支的税款就会被日本控制；而且，由于日本控制了税款，“非经日本同意，中国就不能以关税为担保举借外债了”

。

但梅乐和仍认为可以日本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并决定将此事通报英、法、美政府。

但英国外交部此时还不想作出太大的让步。

1月30日，英国驻华代办贺武在致梅乐和函中表明了政府方面的态度。

该函强调：英国政府一向反对把江海关税款全部存入正金银行，因为江海关税款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偿付外债和赔款的，其中日本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因此日方要求将全部税款都存入日本银行就非常不合理。

1月31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给日本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保持海关完整和保全关税，极为关怀。

美国政府一贯主张，日本当局不应采取或鼓励任何损害海关权力、分裂海关或使海关不能继续摊付外债赔款和支付行政经费的行动。”

以法、美等国的反对为根据，2月2日，梅乐和在与冈本和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曾根益会谈时表示：将海关税款存入正金银行，不仅中国政府反对，即有关列强中之若干国家，亦反对将它们应摊得的部分款额存于该行。

在这种情况下，海关总税务司难以与任何一国订立为其他有关各国所反对的任何协定。

对此，日方发出威胁，声称“现在上海为日军占领区域，江海关税款自应按日方所指定之办法存放。

换言之，被监视者应按照监视人之命令办事。”

考虑到江海关所面临的实际危险，中国政府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

2月3日，中国政府提出三点意见：（一）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银行（包括正金银行）组成保管委员会，共同保管沦陷区的全部关税，税款首先得用于支付海关各项经费；（二）从税款中支付以关税为担保的债款；（三）如有余款，在战事期间，由保管委员会负责保存。

中方明确指出：“天津等地经验证明，税款存入正金银行等于送给日本人。”

从1938年2月起，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谈判逐渐转移到东京进行，由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省会商整个沦陷区的海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