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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美迈出援华的最初步伐（第6页）

由于把不愿轻易作出让步的中国政府完全排除在外，东京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4月上旬便已初步商定了条件。

虽然克莱琪曾经要求继续以海关税款支付中国的内债，但在遭到日本拒绝后不再坚持。

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妥协退让非常不满。

5月2日，英、日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了有关海关问题的协定。

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放弃了将日本占领区的各海关税款存入中立银行的要求，同意以税务司名义存入各地正金银行；日方则允诺支付税款中应摊付的外债、赔款以及海关经费。

同时，英方还同意支付中国政府已从1937年9月宣布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

英、日海关协定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

中方尤其反对把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来已积存于汇丰银行的江海关税款拨交正金银行，而要求梅乐和将这一存款拨交中央银行。

中国政府还坚持“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以免在中日战争期间用于对华侵略”

。

于是，日本借口中方不执行海关协定，在夺得海关税款控制权后，拒绝交出各关应摊付的外债赔款。

尽管英国声称海关协定阻止了日本人强占海关的企图，并有助于保持中国在国外的债信，但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日本控制中国海关。

英国在谈判中为了追求所谓的“海关完整”

，为了继续获得由关税担保的外债和赔款，不顾中方的反对，在是否支付内债、转交江海关积存税款及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等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对日让步。

英国的这一行为表明了它在紧要关头有可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绥靖侵略者的倾向。

不久以后的欧洲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一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租界问题也是日、英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鉴于租界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国方面利用租界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

日本以此为借口，图谋夺取其觊觎已久的租界的领导权。

1939年2月至5月，日本先后在上海国际租界、鼓浪屿国际租界发难，但在英、美、法的联合抵制下，日本企图夺取这两处租界控制权的图谋未能得逞。

此后，日本对天津英租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终于作出了不光彩的妥协。

4月9日，担任华北伪政权海关监督的汉奸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杀。

根据日本人的情报，四名嫌疑人被工部局巡捕逮捕。

此后，围绕着是否交出这四名嫌疑犯的问题，英、日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涉。

天津日军当局态度强硬，声称对暗杀临时政府要人的犯人予以庇护，就是对日军的间接的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

的挑战。

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一再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人。

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其面交了蒋介石关于这一问题的要求，并向英方作出承诺，保证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再出现任何引起麻烦的事件”

。

哈里法克斯则提醒中国方面注意“形势非常危急”

，日本当局已经发出威胁，如不采取措施控制租界内的抗日行动，他们将采取严厉行动。

哈里法克斯还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可能使租界落入日本人手中的行动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人所共知，外国租界是日本在中国推行其经济计划的最大障碍。”

6月13日，天津日军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即将对英租界封锁，这是“因为英国人拒绝交出四个嫌疑犯”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现在箭已离弦，只交出这四个人已不能解决问题，“除非英国租界当局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即与日本在建立东方‘新秩序’中合作，放弃其亲蒋政策，（否则）日本军队绝不会罢休”

。

该发言人所列举的亲蒋政策包括庇护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反对联银券的流通、支持法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允许使用抗日课本等。

可见，日本是要以程锡庚事件为由头，借机压迫英国，使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日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