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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第3页）

1938年11月，根据首届国民参政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所选出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会讲演。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高等法院及政府各厅、处的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有关边区政权建设及施政方针的重要法令。

会议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1939年2月，新产生的边区政府委员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和民选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

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治建设由此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其他敌后根据地以及全国的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

此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陆续成立了参议会。

晋西北和山东为临时参议会。

由此，边区的政权结构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各级参议会。

它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二是政府机构。

分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

在边区与县之间的专员公署，县与乡之间的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构。

三是司法机关。

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分院，县设县法院。

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

如果说普遍的选举制和参议会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度中能找到其发端的话，那么三三制的实施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强调敌后政权在性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

指示规定，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

指示指出：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要靠党员的质量来保证的，而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使别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是为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中共中央要求，在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中，必须尽力吸收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参加，“要教育干部党员与群众学会议会斗争的方式与民主作风，善于在民主斗争的形式、政府仲裁的形式下来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与实现党的政策，而不让别人感觉仍同国民党一样的‘一党专政’”

。

这样，中国共产党便在自己创造的一党领导、多方参与的形式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各敌后大区都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三三制原则。

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1941年春根据三三制的原则进行了改选。

同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9名常驻参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

会议选出了18人的边区政府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7人，超出了13的规定，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主动退出，获会议同意后，由党外人士增补。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据统计，在1941年边区18个县的乡市选举中，共产党员平均只占19.8%，国民党员占4.9%，无党派人士占75.3%。

党外人士担任乡以上干部者有3592人，确实占有了23的数额。

其他各根据地也都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普选，建立起团结、民主的抗日政权。

在晋绥根据地，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当选为行政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