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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5页）

三　战时经济的发展与困境

为增强国家经济力量，更有效地调动更多的资源为战争服务，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公营企业的扶持，使战时的公营企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早在193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便规定：“为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

，战时必需之各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业和电气事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

，一些“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

，经济部亦可直接经营之；“经济部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对于指定之物品，得依公平价格分别收买其全部或一部”

。

此后，国民政府在其发布的文件中也一再强调要发展国家资本，使生产事业“国家化”

。

战时公营企业的发展，可从对资源委员会的观察中窥见一斑。

由于政府的倾斜，资源委员会经费来源相对可靠充足，它在战时获得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重工业企业集团。

在钢铁工业方面，资源委员会共投资89023万元（折合战前币值约670万元），设立了大渡口钢铁厂、资渝钢铁厂等6家钢铁企业。

在后方生铁总产量中，1940年时资委会产量仅占5.5%，到1945年已升至46.5%。

在后方钢产量中，1941年资委会产量仅占5.8，到1945年已升至56%。

在电器工业方面，资委会投资49862万元（折合战前币值397万元），设立了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5家电器企业。

中央电器工业厂总厂设在昆明，有四大分厂，又在桂林、重庆、兰州等地设有分厂。

在1938-1945年间，资委会电器业产值占后方该业总产值的78.6%。

在机械制造业方面，资委会先后设立了中央机器厂、宜宾机器厂等5家工厂。

在动力事业方面，资委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扩建煤矿，增设电厂，开发油田。

抗战期间，资委会先后经办的煤矿有26家，其中有22家是与他人合办。

先后自办或与地方合办的电厂有19家，装机容量在整个后方电业中所占比重达到52%。

资委会开发的油田中比较成功的是甘肃玉门油矿。

抗战期间，该矿生产原油29万余吨，提炼汽油、煤油、柴油共2000万加仑。

资委会还设立了9家酒精厂，生产作替代燃料的动力酒精1440万加仑。

抗战时期，资委会生产的**燃料达3625万加仑，约占后方总产量的44%。

资委会的工厂在大后方的工业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

如中央机器厂有能力制造蒸汽锅炉、蒸汽轮机、内燃机、大型发电机、各种工作母机、纺织机械和其他机械等，是后方唯一的全能机器厂。

大后方各工厂所需要增添的较大型的原动机和工作母机，大部分都依赖该厂供应。

国民政府的其他机关也经营着不少企业，如兵工署下属的若干大型兵工厂、钢铁厂、汽车配件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等，军政部所属的酒精厂、焦油厂、被服厂、纺织厂等，交通系统所办的汽车修理厂、植物油炼油厂、水泥公司等。

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等都办有若干企业。

此外，还出现了一批由各省地方政府组织的企业公司，如贵州企业公司、安徽企业公司、西康企业公司、湖南企业公司、江西企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等十多个省属企业公司，这些公司又统领着一些省营企事业，形成了省区的综合资本集团。

这些公司的资本仍然是以中央的投资为主。

如贵州企业公司，1942年时的资本总额中，贵州省政府与省银行的投资仅占17.5%，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占80.9%，经济部占1.6%。

抗战时期，国家资本有较大发展，并控制了关键的产业部门。

战前公营工矿业的生产仅占全部工矿业的15%左右，而到1944年时，已占到52%。

公营企业在冶炼、电力、电器、机器、化学等部门占据了优势地位，金属矿和石油全部为国家所独占，纺织部门则公营和民营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