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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6页）

随着抗战的持久进行，国民政府在经济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战前中国工业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区，抗战后能内迁的工厂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尽管内地工业在抗战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就以大后方工业生产最好的1943年而言，各项主要产品的产值也才达到1937年的12%。

战前，国民政府财政税收的80%来自于关税、盐税和货物税，其中关税占政府收入的50%左右。

由于沿海各省被日军占领，中国政府的税收锐减，只有战前的46%，但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仅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占了财政收入的60%-80%。

此外，由于大批人口内迁，大后方人口由1.8亿增加到了2.3亿，这就使得内地的粮食和各项消费品变得更加紧张，许多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都远远不能满足抗战及人民生活的需要。

为了应付战争，也为了解决最低的生活需要问题，国民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战时财经措施。

田赋征实是战时所实施的一项重大的农业税改革，这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公教人员的最低的基本口粮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决定将原属各省管辖的土地税划归中央政府接管，并将田赋从货币形式改为实物税形式，实行田赋征实。

6月，财政部提出征收原则，规定1941年度的田赋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麦及杂粮地区征收等价小麦或杂粮。

1942年，征实标准又提高到每元税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斗8升。

在田赋征实的同时，又以“不足供应军粮”

为由实行粮食征购（1942年改为随赋征购），按官价从农民手中购取一定比例的粮食。

田赋征实、征购的数量在许多地方往往占到收获量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如1942年四川稻田每亩平均产量4市石，而每亩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级公粮附加及地方积谷、加上收粮时溢收的15%的“折耗”

，共达2石3斗8升，占每亩收获量的59.5%。

在湖南滨湖10县，每亩的负担量达到了收获量的52.79%，云南也达到了49%。

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其田赋负担竟达到战前的5倍。

而征购的价格往往很低，有时只及市价的13.如1942年，云南昆明市1市石谷子的市价为604元，但该省的征购价仅为190元，仅达市价的31.5%;成都该年的平均市价为379元，但四川省的征购价仅为150元，为市价的39.6%;贵阳该年平均市价为334.5元，贵州省的收购价仅为100元，只及29.9%。

此外，征购粮食付款时又搞所谓“三七搭成”

，即只付三成现金，其余七成付给没有兑现希望的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实际上等于剥夺。

对于征购的剥夺性质，民众看得很清楚。

四川、贵州等地的民众代表提出了“废购增征”

的建议，即将征购改为征借，农民不再要那无法兑现的券证，而要保留征借粮食的债权。

1943年，四川省首先将征购改为征借。

次年，各省全部改为征借。

农民获得借粮票，作为借粮凭证。

但实际上，这种债券也是空洞的，国民政府的还借只是一句空话。

通过田赋征实、征购或征借，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粮食。

1941年，征实、征购的稻麦共5200万担，1942年增至8700万担，1944年达9500万担，约占土地产量的一半。

这些粮食的获得，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基本需要，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且在征收过程中又有很多弊端，政府官员管理不善，贪污行为严重，农民苦不堪言。

对普通农民而言，征粮成为抗战时期的一大恶政。

在物资日益贫乏的情况下，为保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推行了统购统销和专卖政策。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陆续通过资源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农本局等机构对农产品和棉布等日用品实行统购统销。

1941年4月，又创立专卖制度，规定对盐、糖、酒、茶、卷烟、火柴等商品实行专卖，由政府专卖局统一收购和批发销售，以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