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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7页）

1943年1月，国民政府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规定以1942年11月价格为最高物价限额，对粮食、棉花、燃料、纸张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

统购统销和专卖制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有助于改善物资的供应，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弊端。

统制和专卖机构在此过程中贱买贵卖，以大大低于市场或成本的价格收购，对生产者形成了掠夺。

如棉花统购，1945年对河南、湖南及湖北三省棉花的核价，仅及市价的13.军用花、纱、布的收购，对生产者的掠夺则更为严重。

1945年购进的军用花、纱、布市值1040亿元，但国库仅支出了108亿余元，国库节省开支的930多亿元实际上是由生产者们所承担的。

资源委员会所收购的个旧锡，1943年时每吨的成本为27万元，但统购价格却低于成本一半。

如此统购统销的结果，造成了相关产业的萎缩。

滇锡在1937年的产量为9187公吨，到1944年已减到1613公吨。

湖南的钨锑矿由于官方的收购价太低，“逐渐赔本，逐渐停业，至31年（1942年）赔累不堪，无法维持，一百数十家公司炼厂乃全部停顿”

。

专卖政策还打击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丝、茶、桐油产区的农民普遍砍伐桑、茶、桐树，不愿继续生产。

重庆市商会四团体的一份说帖道出了这一政策的恶果：“桐油全国产量约一百五十余万担，战时后方生产尚应产七八十万担。

自被统购统销以来几等于零，无可统购，……蚕丝全国约十万担，战时后方应产二三万担，自统购统销以来，每年减至二千余担，不及十分之一。

……猪鬃全国年产十二万担，战时后方尚应产七八万担，自被统购统销以来，年产不过二万余担。”

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

在抗战爆发前，中国法币的总发行量为14.1亿元，到1941年12月时，发行量已激增10倍多，达151亿元；至1943年12月，发行量已达到754亿元；到1944年12月时，竟增至1895亿元。

滥发钞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据统计，在1938-1944年中，大后方城市零售物价平均每年上涨63%，1943年的上升率高达245%，1944年为250%。

国民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尽管其立意是为了维持财政，以应付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但是一些竭泽而渔的经济措施在起过短时期的积极作用后便显示出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伤害。

国统区的经济在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后，普遍出现了下降趋势。

在工业生产方面，如以1938年的产量为100，随后两年发展较快，逐年升高，1939年为130.57，1940年为142.34.到1941年时出现下降趋势，为130.73.此后逐年下降：1942年124.37，1943年上半年为117.1，下半年为112.36，1944年上半年为93.67，下半年为89.83，可谓每况愈下。

大量工厂停工减产，进而倒闭。

1943年，重庆市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的有270家。

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也出现较大下降。

以四川、湖南等省的稻谷产量为例，1939年产量为8.1亿石，1942年减到6.72亿石，1945年减到6.22亿石。

伴随着工农业萎缩，物价飞速上涨，大后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急剧下降。

与抗战之前相比，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

倘以1937年的工资指数为100，到1944年时，工人的工资已降到了44，一般职员和教师则降为21.在城市居民中，军人、低级公务员、教师阶层的生活、生存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

只有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贪污走私的官员们生活得花天酒地，他们与人民大众的对立更加明显化。

四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制的发展

大后方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于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腐败，这一腐败加重了政策失当的后果。

这些官员利用战时手中集聚的权力或倚仗着各种关系，竭力为自己谋利，或从人民手中巧取豪夺，或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被时人称为“发国难财”

。

政策的弊端和官吏的舞弊便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国民政府多一措施，民间即多受一次剥削和增加一层负担。

商品的统制、专卖给一些人提供了廉价收购、高价出售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