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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8页）

对外汇的统制，则使少数腐败官员可以利用制定国家政策的机会攫取财富。

在抗战期间相当长的时期内，外汇官价一直人为地维持不变，限定在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汇率上。

但在重庆黑市上，1943年12月，1美元可换84.5元，1944年12月时上升到542.2元。

少数有权势的人利用特权用官价买到大量外汇，再以黑市价格抛出，转眼之间便可获得惊人的暴利。

因此，无论是统制或专卖、征购、征实、征借，其结果常常是使民众受累，贪官受惠。

在农村，农民承担了提供战时粮食、资金和人力的主要负担，但国民政府只是源源不断地从农民那里获得抗战所需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却没有通过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加惠于农民，而是继续和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搜刮农民。

这样，当抗战长久地拖延下去时，农民实已疲惫不堪。

在一些地区，令人难以承担的抽丁抽税、敲诈勒索终于迫使农民走上了暴动求生的道路。

豫湘桂战役中便发生了豫南鄂北的农民将国民党第69军第28师缴械的事件。

在外敌当前之际，作为军队主要后备力量的农民起而反抗自己国家的军队，若非政治腐败至极、农民被逼入绝境，又何以至此？

国民党政府兵役制度的弊端和征兵中的腐败行为是造成军民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征集兵源的过程中，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

农民一旦被征入伍，政府对被征丁家庭又无妥善补偿措施，这势必会影响其家庭的生计，引起民众的反感。

而被征壮丁往往受到非人的待遇，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还常受虐待、毒打。

士兵被送往前线时形同押解，一路上生病死去的和逃亡而去的比例高得惊人。

据统计，抗战中共征集壮丁14050521万人，送到各部队驻地成为新兵的只有12138194万人。

尽管蒋介石因偶然发现了壮丁被虐待情况而于盛怒之下枪毙了兵役署长，但也无济于事。

征兵制度存在如此弊端，它成为政府丧失民心的一大因素。

国民政府军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

与前期比较起来，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地削弱。

士兵们处境艰难。

由于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军队中的普遍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

通货膨胀加剧后，士兵的伙食远不及一般的工人和农民。

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还时常拖欠军饷；待军饷到部队后，又往往被一些军官所克扣。

伙食的恶化带来了士兵体质的下降和衰弱。

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

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一些军官竟去从事经商活动，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走私。

在军中，吃空额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军队中的这种状况，直接形成了两大恶果：一是士兵逃亡数增多。

这既增加了部队非作战伤亡的损耗，又使各部队无法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士兵进行有效的作战技能训练，从而导致部队作战能力衰退。

二是造成军纪废弛。

士兵为了满足其生活需要，扰民违纪行为日益增多，招致民众的恶感。

这也是1944年中在大后方多次发生“民变”

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