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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9页）

与社会危机和腐败现象同时发展的是政治上国民党一党专政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前者的成因和催化剂，也使得任何对前者加以改善的努力都变得更为困难。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为支撑长期战争，需要政府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

国民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逐步强化其一党专政。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平等地位，而自己则在各地竭力扩张组织。

国民党提出了“全国党化”

的口号，大肆宣传“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与义务”

，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实行集体入党。

对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则以各种方法加以压制。

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最大友党，也是其实现一党专政的最大障碍。

尽管共产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国民党从维护自己的一党专政出发，总是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加以限制，并力图取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英、苏密切合作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国共两党之间全面政治破裂的危险已经过去，国民党决策集团谋求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2年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特种研究委员会”

，研究今后对中共的策略。

国民党所设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听命于国民党的领导，要中共军队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并实行统一编制，要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国民政府的法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而一切听从国民党。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这一消息在有共产党活动的各个国家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国民党乘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应该随之解散。

国民党军队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集中了16个师的部队，造成武力威胁的声势，重新引起国共关系的紧张。

其他党派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压制。

1940年底，国民政府以“煽动暴乱”

为理由，宣布取消对国民党独裁表示不满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等人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资格。

在公众舆论方面，国民政府规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对送检的稿子，检查员有权任意修改甚至扣发。

国民党通过控制报纸、出版及威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等手段操纵舆论。

1939年以后，国民党担忧中共影响的扩大，曾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新闻封锁。

这些都导致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产生不满。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这部书竭力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寻找历史根据，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伦理、宗法制度和经济基础，把四维八德说成是中国的立国之纲。

该书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进行了攻击。

它批评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意在压制人民的民主要求。

因此，《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既引起了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更受到了中国国内其他各党派和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界的批评。

一位美国驻华文化官员在翻阅了这本书后，说他“实在感到震惊”

，他“从未见到过有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如此卑劣地竭尽歪曲历史之能事”

。

昆明的一些大学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对著书立说的学术界的一种公然侮辱”

，他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