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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第10页）

。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提出了猛烈的批评。

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指出：“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政权实已非常虚弱，“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周恩来表示，“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

，中国人民决不会接受蒋介石的那一套。

《中国之命运》所鼓吹的“一个领袖”

的主张，正是蒋介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竭力追求的。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蒋介石个人独裁倾向的发展明显加快，权力日益集中于其一人之手。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接任主席职。

林森在位时，曾嘲讽自己是“监印官”

，位尊而无权。

蒋介石接任后立即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案》，使原来虚位制的国民政府主席负实际政治责任。

新法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

而此前的规定是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

，“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

，“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

。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先后担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四川省主席，以及中央大学、陆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警察学校等学校的校长，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兼职，集各种权力、职务于一身。

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结果是特务政治的盛行。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分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大系统。

抗战期间，它们虽也从事搜集军事情报、暗杀汉奸等工作，但镇压政治异己势力始终是它们的重要职能。

它们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立了名为“特训机关”

的集中营，用以迫害共产党人及有左翼思想的人士。

1943年5月，“军统”

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合作，在重庆设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其开设的许多课程都是以共产党为假想敌，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实例进行演习。

国民党还在机关、军队、学校、工厂及各种社会团体中建立特务组织。

这些特务组织独立于其他机构之外。

他们的行动往往不受法律的制约，随意关押民众，没收财产，在社会上造成恐怖气氛。

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主张对发国难财的人征收临时资本税、没收不义之财，结果自己就被特务绑架、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