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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第1页）

第三节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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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给予了关注和支持。

1944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举行了“宪政座谈会”

，与国统区兴起的民主运动遥相呼应。

周恩来、林伯渠等出席了座谈会。

在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延安“宪政促进会”

的活动。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诺实行宪政，“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

中共中央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

。

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对宪政问题和团结问题发表演说。

他在阐述宪政与抗战前途的关系时说：“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

周恩来指出：实施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

针对国民党要以其战前确定或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充作现任代表的企图，周恩来明确指出：应彻底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并应在抗战期间就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开始双方自抗战以来的第三次谈判。

中共中央起初决定不提方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调整，向国民党提出了有关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包括政治问题3条、具体问题17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与人身自由，承认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以及承认边区，停止对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进攻等。

但国民党方面不肯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要求，反而在6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45，并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的调遣，将解放区所有政府交给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接管，实际上是要变相取消中共军队和敌后政权。

这一要求中共显然无法接受。

豫湘战役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最高决策层的强烈不满。

中共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

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中共中央认为：国共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向共强国弱的方向转化。

基于这一认识，并鉴于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

8月18日，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如果目前中共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对日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

周恩来要求他们就此试探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时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顾问的谢伟思，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应立即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这一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的全权。

鉴于国民党在目前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毛泽东希望美国要努力引导国民党进行改革。

董必武、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即与重庆的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征求意见，获得了积极的回应。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这一要求。

9月4日，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