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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11页）

必须这样，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才有挽救的办法，才有复兴的出路，才不辜负了东方人所发明伟大的生命之动力！”

就哲学抽象概念而言，“诚”

字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赋予多种含义，如果不加以具体的限制，盲目提倡，其结果可能正像胡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

，“所以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之下，‘诚’这一概念，本是因企图说明人的合理关系而产生，却在神秘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顶礼膜拜，作为欺蒙与麻醉奴隶人民的思想工具”

，“由此，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诚’的神秘性，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

严格否定这种专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在实践的生活中发扬‘诚信’与‘真诚’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对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

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

，也叫做“行的哲学”

，或“行的道理”

。

蒋介石把这个“学说”

视为自己的一大发明，到处宣传，到处演讲，一心想让国人奉为唯一的政治信条。

其实，蒋介石这个自鸣得意的新发明并没有多少学理上的创造，它不过是将王阳明“知行合一”

学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

说相互配合而杂凑的一种所谓“革命学说”

。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哲学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仍是以精神的原理、以“诚”

作为创造一切的动力。

蒋介石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

；“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

；“然而行的原动力就是精神原理，就是‘诚’。

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的一念。”

“诚就是行的原动力。”

“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做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还要能够力行。

……我认为我们革命不患其不成，只患其不能力行。

如果大家已经认识了三民主义，而不知道‘知难行易’的道理，就不是总理的信徒，也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

由此可见，欲对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本质有一深切的了解，实有必要弄清它与孙中山思想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孙中山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不同影响和各家各派对孙中山思想的不同解释。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革命实践中所创建的三民主义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最重要，也最合乎中国国情的学说。

如果说中国有一个“近代文化”

阶段的话，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近代文化”

最优秀的代表。

但是正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反复指出过的那样，孙中山的思想不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他“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

因此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政治思想遗产，便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相当复杂的现实内容。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提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全面抗战原则。

毛泽东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计前嫌，同意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主要是因为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国的需要。

然而由此反观国民党，他们在抗战时期除了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坚持抗战外，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实在觉悟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