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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12页）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

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不言而喻，这里所批评和指责的实际上是指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中的右派。

其实，从国民党方面看，他们倒是自始至终地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坚信三民主义。

问题在于，三民主义虽有既定的内含，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毕竟要有不同的解释。

说蒋介石曲解了三民主义也好，说他发展了三民主义也罢，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绝不可能是孙中山原汁原味的三民主义，自然要加上蒋介石自己的理解，自然要有所改变。

蒋介石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

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这里。”

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更多的是出于义愤。

公平而言，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还是做过许多有益的贡献，至少是实行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原则，坚持对日抗战。

问题在于，中国的抗战实在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不仅中共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而且蒋介石也似乎从来没有把中共的军队作为自己的军队来看待，更不要说作为嫡系来使用、来爱护了。

因此国共之间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摩擦从表面上看是各种利害冲突，但其本质或最深层的原因则是“主义”

之争。

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三民主义不放，之所以贬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共产党之所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革命性的解释，之所以既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又不愿意放弃三民主义，说到底都是为了在道义上赢得国人的同情，并为抗战之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基础。

当抗战胜利在望的时候，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政治遗产不得不进行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夺。

1943年，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于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

细读这些文件，其根本的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外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其实这两种思想都不合乎中国国情，“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

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

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

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

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

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

，“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液。”

由此可见，蒋介石完全不顾抗战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变化，完全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力量，依然念念不忘的是一党专制，依然期待的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中国之命运》发表之后，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严厉批判。

艾思奇说：蒋介石“自认为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

但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是很可惜，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有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在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的唯心论哲学。”

针对蒋介石所谓“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的说法，陈伯达愤怒地反驳道：“但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