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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10页）

这种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然而却是不可逃避的现象。”

既然生活无法逃避，那么就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

战国策派们说：“我们应当接受人生，使人生发扬光大进步，我们要使人类达到最高级的发展，这一种最高级的发展，就是超人。”

只有“超人”

才是生活中的强者，才配做人类的领袖，“超人不相信社会上已有的价值，他们自己会创造新的价值”

；“假如没有他们，社会上就要死气沉沉，毫无进展，我们不能再有‘人生’，我们只有‘人死’。”

于是中国人的唯一希望，在他们看来就是期待有超人、英雄和天才出来拯救。

战国策派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反理性的逆流”

，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其实质是反民主的法西斯理论。

正如一些进步学者当时所批评的那样：“人类社会之发展不是取决于什么‘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各阶级相互间的斗争。”

“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在历史上人为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第一，历史上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第二，广大人民的愿望及其在实践行动中的力量固然在历史有着重大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也并不能单纯由这种主观的愿望和力量来说明。”

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但“我们的新的英雄不是偶像，而是健康的人；不是‘人上人’、‘超人’，而是人中的人；不是脱离了群众的，而是生活在群众中间依靠群众的；不是企图自由地改变历史道路的疯子，而是顺应着历史的发展发挥出无限的战斗的积极性的自由人；不是天才，而是平常人；他们的伟大不表现在神秘，而表现在平常的中间。”

战国策派的理论虽然有利于蒋介石在政治上求取独裁的企图，但这一批知识分子毕竟与政治上的顽固派有着本质不同，他们理论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鼓励国人坚持抗战，不要被国际上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一时气焰所吓倒，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战国策派进行大量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中共领袖认为，中共与战国策派在理论上的分歧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当时“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

是政治上的妥协投降理论以及陈立夫的“唯生论”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而不是战国策派。

四　唯生论与力行哲学

陈立夫的“唯生论”

最早提出是在1933年，但在思想文化界真正发挥影响力则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其代表作便是1944年修订出版的《唯生论》一书。

在《唯生论》中，陈立夫不时引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和孙中山的某些言论，再三声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既不主张唯心一元论，亦不主张唯物一元论，而主张唯生一元论”

，但究其本质，则表现形式是二元论，实则唯心论。

陈立夫认为：宇宙现象是一变化之大流，宇宙的本体是原子（生元），原子又是物质与精神的配合体；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神、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的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对附属于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对精神的物质，宇宙是定量的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之和谐的一切配合。

在这里，陈立夫终于露出了“心物二元论”

的马脚。

心物二元论在本质上就是唯心论，它的反对目标当然就是唯物论。

对此，陈立夫说得非常明白和直露，并未隐讳自己反对唯物论的目的。

他在《唯生论》的导言中说：“近几年来，唯物论之论调日见嚣张，唯心论的论调又失之空寞，结果举世滔滔，既沉沦于物质的追求，更忧伤于心灵的桎梏。

在这唯物与唯心两种偏见戕贼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的理论，把他们从潢绝港中唤回。”

陈立夫所反对的唯物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唯生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纯哲学的理论建构和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探讨。

陈立夫一方面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曲解孙中山的思想，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民主倾向；另一方面，他借用这种曲解后的孙中山思想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

唯生论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是国民党试图重建一党独裁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依据。

《唯生论》说：“我们要救国家，必须先从自己救起，只有首先把自己建设起来，健全起来，然后才能进而完成我们现在所负复兴国族的重大使命！

但是怎样才能成就自己并进而挽救国家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诚。

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读书做事为人，都要以《大学》、《中庸》上的道理为最高法则，彻底地做到一个‘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