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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打边谈（第1页）

第二节　边打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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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

的签订，虽使大规模内战暂时未能公开爆发，但并不意味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停止。

因为国共双方均企图在军事上占据更多的实地，得到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从而在政治上为未来的斗争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布局，这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无法停止，反有扩大之势。

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幅不相协调的画面：一方面，抗战胜利，外战已经远去，各方面忙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社会经济的复员与国家的重建；另一方面，内战烽烟弥漫各地，枪炮声不绝于耳，和平似乎仍遥不可期。

因为日伪占领区多在沿海、沿江、主要交通线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地盘和资源对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即考虑到未来的国共争夺，首先以接收为名义，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命令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全国推进，占领各要点要地，构成有利态势，尤其是必须占领及完全控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徐州、济南、郑州、石家庄、太原、归绥、张家口、山海关等战略要点。

1945年9月2日，负责接收的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

，“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

，“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

。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对长江以南的接收与推进基本顺利，但在华北，因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

，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国民党军的推进遇到相当的阻力。

为此，一方面，国民党利用等待投降的日伪军保持其占据的地区，维持地方治安。

何应钦命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

。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海、空运输支持下，国民党军运送大量军队到华北，先后接收了北平、天津、太原、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并控制了平绥路归绥至大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的部分路段。

但是，华北察哈尔和热河两省的几乎全部地方，河北、山西、绥远、山东等省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豫北、皖北、苏北等地区，均在中共控制之下。

国民党军不少高级将领认为，应动用武力“剿共”

，肃清中共武装，接收华北，进而接收东北，统一全国。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还布置下属拟出“防剿”

共党部署，呈报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剿共”

战争。

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长官发去密电，进行“剿共”

动员，要求“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

。

为达成此目的，国民党军除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向华北进行空运和海运外，主要是沿进入华北的各主要交通要道——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胶济路向华北推进，从而在上述诸路及其周边地区与正着力经营华北，并确保在东北发展的中共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共将战后战略发展的重心放在华北和东北，尤其是东北（东北问题详见后述）。

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本拟在南京、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并尽可能将国民党军队隔离在平汉路以西。

但因形势的变化及自身力量的限制，中共无法达成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迅即改变方针，将工作重心置于广大乡村及小城镇，尤其是北方地区，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为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

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

刘少奇也认为：苏联至少不会阻拦我们进入东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东北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